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求本科毕业论文思路——关于行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财经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领域，不仅包括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产品，还包括房地产、税收、保险等方面。对于普通人而言，了解财经知识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财务，实现财务自由。接下来，天成财经将介绍重庆钢铁股票历史资金流向，希望可以让你在这方面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多个答案解析导航：

• 1、怎样查到每个板块的龙头股票是哪些？
• 2、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 3、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 4、求本科毕业论文思路——关于行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1：怎样查到每个板块的龙头股票是哪些？

最佳答案1、首先要选择在未来行情中可能形成热点的板块。需要注意的是:板块热点的持续性不能太短，板块所拥有的题材要具备想象空间，板块的领头羊个股要具备能够激发市场人气、带动大盘的能力。

2、所选的板块容量不能过大。如果出现板块过大的现象，就必须将其细分。例如深圳本地股的板块容量过大,在一轮中级行情中是不可能全盘上涨的，因此可以根据行业特点将其细分为几个板块，这样才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介入。

3、精选个股。选股时要注意:宜精不宜多,一般每个板块只能选3～6只,多了不利于分析、关注以及快速反应的出击。

4、板块设置。将选出的板块和股票设置到分析软件的自定义板块中,便于今后的跟踪分析。自定义板块名称越简单越好,如A、B、C……看盘时一旦发现领头林小羊启动,可以用键盘精灵一键敲定,节约操盘时间,有条件的投资者可以开启预警功能。

5、跟踪观察。投资者选择的板块和个股未必全部能成为热点,也未必能立刻展开逼空行情,投资者需要长期跟踪观察,把握最佳的介入时机。

扩展资料：

注意识别

1、热点切换中识别：龙头会在大盘下跌末端逆市涨停。提前大盘见底。如双飞，双浪的转换。龙头一般出现三日的攻击性放量，

2、放量性质识别：放量有攻击性和补仓性两种类型。单日放量不可能充当龙头。

3、量价配合。均线良好是识别龙头股的关键。

4、龙头有两种：一是热点切换进去的新龙头。二是老龙头调整到位后，二次上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龙头股

2：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最佳答案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A股没有等来6124，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测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三大需求的准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不等于资本形成，净出口不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也不等于最终消费。更准确的方法是看从生产法分析各产业对GDP的增长拉动。对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业和金融业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波动不到0.1个百分点。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业和金融业即可。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金融业可以看几个指标。一是存贷款增速，10月几乎萎缩了一半，和三季度增两倍落差明显；二是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已经从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业相关税收，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业大降10%。综合判断，四季度最多与三季度持平。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断， 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先看趋势，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大概率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压力应该介于2015和2014年之间，按2014和2015的均值计算，假设第二产业少拉动0.6，第三产业多拉动0.3，这样算下来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假设今年CPI为1.42%，则2016年翘尾因素为0.55%，略高于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猪价上涨8.2%，带动CPI新涨价因素0.33%。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假设2016年猪肉均价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涨价0.38%。最后，2015年Brent原油均价约为53.83美元/桶，较2014年大幅下跌45.6%，对CPI新涨价因素拖累0.91%（原油价格和CPI新涨价因素相关系数为0.02）。考虑到低油价对页岩油产业的冲击，部分企业去产能，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假设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则为1.38%。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翘尾因素0.55%-猪价因素0.38%+油价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力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稳增长政策重点转向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边际上有所缓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风险加速爆破，企业破产倒逼产能去化；四是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对PPI的拖累减弱，尤其是油价，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烂时代相对不烂（失业率甚至低于我们加工过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在比赛放水时代相对偏紧，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60%，而欧洲未来可能日本化，欧央行已经是覆水难收，欧元长期看贬。

（2）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甚至转向逆差。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中国资本[0.00%]账户逆差将加速扩大，吃掉经常账户顺差。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个人资产配置多币种化，二是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金逆转，过去是借低利率又贬值的美元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币，可能逐步成为借低利率又贬值的人民币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综上，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防范资本外逃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贬值确实也比渐进贬值更有效。但风险在于，第一次市场觉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场会当成趋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第一，融资成本的矛盾已经大幅缓解。贷款加权利率下降107个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下降91个BP，住房贷款下降123个BP，对于依然融资难的企业，问题出在风险偏好，不是货币宽松能解决的。第二，通胀会掣肘货币宽松。从今年来看，央行对汇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还是来自通胀，全年最长的一段货币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关系。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从10月降息时保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来看，这似乎已经达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知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2013和2014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为了维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下降幅度预计不少于今年，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首先，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传统的地方政府债券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目前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容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置换债，一定会比今年的3万亿大得多。其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层面虽然暂时还发不了特别国债，但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的专项金融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今年已发行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为了解决增量项目的融资来源问题，至少会扩容到1万亿。第二个抓手是PPP，今年是项目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钱多资产少的堰塞湖现象将继续强化，注册制相当于扩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于减少隐性的“壳”价值对市场的扭曲，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第三，加快供给也有助于促使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最后，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也为加快供给提供了条件。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

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一是大量资产推向市场将直接分流存量资金，尤其是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创；二是注册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后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波动，政策可能出现反复（类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复），打击市场对改革的信心。以台湾为例，台湾在完全注册制之前实行了23年的核准制与注册制并行制度，2006年才过渡到完全的注册制，当年台湾股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势。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展开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无非五种途径：一是靠经济复苏，企业收入提升加快偿债；二是靠融资成本的下行，同样的收入可以偿还掉更多的债务；三是靠政府输血，财政兜底；四是靠市场输血，被兼并收购；五是靠债务减记；六是信用违约。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种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对于大部分高风险的民企来说，银行并不愿意降低利率；第三种方式也只适用于国企；第四五种方式对过剩行业来说也是奢求；到头来，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

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多更频繁。2012年第一例国企债券违约（11海龙CP01），2013年第一例P2P违约（东方创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继发生第一例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第一例私募债（13中森债）、第一例民企债券（11超日债）违约，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债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一是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所占用信贷资源减少，减少异化的资金需求。二是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宽松，稳增长和去杠杆防风险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货币宽松是大趋势。三是债务置换虽然短期可能对利率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解决了期限错配和滚动融资问题，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四是经济增长从重资产工业向轻资产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需求系统性下行；五是人民币虽有贬值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处于管制状态，不会因资本大规模外逃终结利率下行趋势。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意味着从环境监察总队到县级监察机构都将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改由省级环保机构直接管理，包括相关的人事任命权、资金管理权等。这有利于打破过去属地化管理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监测数据说出真相，让环保执法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过去环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这种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也没有吸引力。十三五将重点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节省出来的排污权等拿到市场交易。初始分配制度完成确权和生态空间的划定将为此创造条件。对于过去束缚环保的融资问题，可以在生态空间整体开发的基础上，通过“绿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

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集团整体上市，一是相对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缓解市场的堰塞湖效应，同时也加大国企的股权融资，减少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三是注册制和市场供给将是2016年资本市场的重点之一，为国企整体上市创造了条件。从地方国企看，随着IPO重启与注册制改革，上市门槛降低，国资证券化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从央企看，一大波资产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证券化空间巨大，即便资产证券率较高的中航工业集团8000亿资产中，也只有约60%实现了上市，实现整体上市还有3200亿空间。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为互补性不强，比如当年行政主导的中外运长航合并，结果是长油航运退市，有的是经营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南车在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上远远优于北车，门不当户不对引发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一是地方国企数量庞大，超过10万家，多数企业难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国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国企改革顶层文件发布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积极的混改目标。很多资产在地方政府手中无法物尽其用，交给市场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估算，2005到2014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待售面积已经从去年底的6.2亿平米上升到6.7亿平米，而待售面积与近一年月均销售的比值也从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库存不仅没有消化，反而随着新项目的竣工继续恶化。如果再考虑到近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就更没有理由对房地产投资乐观了。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3：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

最佳答案中国无疑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回头看2015，很多一致预期被证明是一致错误：A股没有等来6124，却等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股灾；央企没有等来激进的混改，却等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合并；地方政府没有等来期待的财权，却等来一堆来去无踪的置换债，人民币没等来美联储加息，但还是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暴贬……不是我们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快。当下面临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外部环境换挡任何一项都足以改变中国，更何况是所有冲击叠加在一起。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吸取经验，不断调试自己的逻辑。

2015至少告诉我们三点经验：第一，当所有人形成一致预期的时候，很可能是一致错误，机会和风险往往藏在大家都忽视的地方，比如股市中的配资。第二，政策冲击只会改变经济的节奏，不会改变方向。比如增长破7，通胀1时代，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第三，市场虽然有时会偏离基本面，但最终还是会回归，偏离的越多，回归的方式约剧烈，比如股灾。带着这些经验，我们对2016年做出以下判断：

1、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6.5%，实际增速略高于目标。

2015全年保7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预测GDP不能只看三大需求，因为中国根本没有三大需求的准确统计，固定资产投资不等于资本形成，净出口不等于经常账户顺差，社会消费品零售也不等于最终消费。更准确的方法是看从生产法分析各产业对GDP的增长拉动。对比今年和2015年，除了工业和金融业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波动不到0.1个百分点。所以基本只要分析工业和金融业即可。工业可以看规上工业增加值，10月还在下行，而且看不到拐点。金融业可以看几个指标。一是存贷款增速，10月几乎萎缩了一半，和三季度增两倍落差明显；二是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已经从二三季度的10倍和3.4倍回落到2.5倍；三是金融业相关税收，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业大降10%。综合判断，四季度最多与三季度持平。

形势比人强，从以往4次下调目标的历史来看，如果当年没有完成目标，一定会导致增长目标下调，比如1998和2014年。以此推断， 2016年经济增长目标下调是大概事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目标可能定在6.5%，但最终的实际增速可能略高于6.5%。2015年第一产业拉动没有变化，第二产业少拉动0.9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多拉动0.6个百分点左右。先看趋势，2016年第一产业不会有明显波动，第二产业大概率贡献下降，第三产业的贡献还会上升。再估算幅度，2016年的周期下滑压力应该介于2015和2014年之间，按2014和2015的均值计算，假设第二产业少拉动0.6，第三产业多拉动0.3，这样算下来2016年的增速应该在6.7%左右，略高于预期目标。

2、CPI继续“1”往无前，PPI连跌超过50个月，通胀有惊无险

2016年预计CPI同比1.6%，较2015年略有回升，但仍然有惊无险。首先，2016年翘尾因素略高于2015年。假设今年CPI为1.42%，则2016年翘尾因素为0.55%，略高于今年的0.44%。其次，2015年猪价上涨8.2%，带动CPI新涨价因素0.33%。考虑到猪价上涨带动补栏以及明年总需求依然不强，明年猪价继续强势的概率不大，假设2016年猪肉均价为22元/千克，拖累CPI新涨价0.38%。最后，2015年Brent原油均价约为53.83美元/桶，较2014年大幅下跌45.6%，对CPI新涨价因素拖累0.91%（原油价格和CPI新涨价因素相关系数为0.02）。考虑到低油价对页岩油产业的冲击，部分企业去产能，在最新的报告中EIA上调2016年原油价格预期至56.24美元/桶，较2015年上涨4.5%，贡献物价上涨0.09%。第四，在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之下，其它价格因素的贡献应该也略低于今年的1.56%，假设和去年的下滑幅度相同，则为1.38%。综合看2016年CPI约为1.64%（翘尾因素0.55%-猪价因素0.38%+油价因素0.09%+其它因素1.38%）。

预计明年PPI累计负增长将超过50个月，但同比跌幅将收窄。考虑到本次去产能周期中，宏观经济政策强调底线思维和严守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去产能的力度总体上温和于98年的大破大力去产能，上游原材料行业过剩产能并未明显去化，PPI转正仍需时日。但明年PPI同比跌幅有望在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收窄，一是稳增长政策重点转向财政政策，总需求冲击边际上有所缓解；二是近期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力度有望加大；三是明年信用风险加速爆破，企业破产倒逼产能去化；四是人民币贬值可能带来一定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五是美元升值周期下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对PPI的拖累减弱，尤其是油价，今年是跌45.6%，假定明年油价涨4.5%，其它因素影响不变，则PPI跌幅可能收窄2.5-3个百分点左右；

3、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资本加快“走出去”，人民币再现一次性贬值。

美联储加息的条件已经具备，现在只是何时扣动扳机的问题。目前看，12月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明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对人民币来说，美联储加息也好，加入SDR也好，其象征意义都已经大于实质意义，人民币的长趋势拐点已经形成：

（1）美元升值预期已经形成，只会有节奏变化，不会有方向变化。一方面在基本面比烂时代相对不烂（失业率甚至低于我们加工过的登记失业率），另一方面在比赛放水时代相对偏紧，尤其是相对于欧洲，欧元在美元指数中占比60%，而欧洲未来可能日本化，欧央行已经是覆水难收，欧元长期看贬。

（2）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趋于收窄，甚至转向逆差。长期看，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储蓄投资缺口收窄必然导致逆差，短期看，商品的衰退性顺差不可持续，服务贸易逆差在屡创新高，投资负收益短期无法逆转。

（3）中国资本[0.00%]账户逆差将加速扩大，吃掉经常账户顺差。今年三季度资本账户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2239亿美元，完全吃掉了经常账户的634亿美元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缩水1606亿。这种趋势不可逆转：一是个人资产配置多币种化，二是企业加快走出去，三是中美利率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打破，套利资金逆转，过去是借低利率又贬值的美元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人民币，可能逐步成为借低利率又贬值的人民币投资高利率又升值的美元。

综上，尽管短期央行可以通过量价干预维稳，为加入SDR护航，但贬值压力只会推迟，不会消失，最终达到临界点，央行可能不得不再次允许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从防范资本外逃的角度来看，一次性贬值确实也比渐进贬值更有效。但风险在于，第一次市场觉得是偶然，第二次市场会当成趋势。

4、货币政策从主角变配角，降息空间明显收窄，降准次数不少于今年。

2015年货币政策是绝对的主角，2016年可能逐步退居配角。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第一，融资成本的矛盾已经大幅缓解。贷款加权利率下降107个BP，其中一般贷款利率下降91个BP，住房贷款下降123个BP，对于依然融资难的企业，问题出在风险偏好，不是货币宽松能解决的。第二，通胀会掣肘货币宽松。从今年来看，央行对汇率依然自信，主要的掣肘因素还是来自通胀，全年最长的一段货币空窗期就和CPI的回升有直接关系。而根据我们的预测，2016的通胀会高于今年。

（1）2016降息的次数会明显减少。一是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从10月降息时保持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不变来看，这似乎已经达到央行的合意水平。二是CPI和PPI都应该高于今年，由于通知下滑导致的实际利率攀升压力缓解，而且会反过来压低实际利率。三是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

（2）2016降准的次数不少于今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滑，今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2013和2014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2016年人民币贬值压力不减，为了维稳，央行口径外汇占款的下降幅度预计不少于今年，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5、财政赤字至少扩大到2.5%，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政策性金融+PPP配合政府大幅加杠杆

财政政策将逐步取代货币政策成为主角，财政赤字率至少会扩大到2.5%。2014年财政赤字率仅有2.1%，2015年财政赤字率目标虽然提高到2.3%，但横向来看与美国的3.2%、日本的3.3%、印度的4.1%均有较大差距，纵向与2000年至2002年的2.6%、2.4%、2.6%相比也有提升空间。近日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称要反思财政政策，其中特别提及“3%的赤字率是不是绝对科学，值得探讨”，暗示中央已经开始反思积极财政不积极的问题。

财政政策主要有两个抓手：扩大政府发债规模+结构性减税。首先，扩大政府发债规模。传统的地方政府债券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目前预算管理和财政透明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扩容不会太明显。主要还是置换债，一定会比今年的3万亿大得多。其次，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提高个税征收起点，加大小微企业减税力度等。

明年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的配套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和推广PPP配合政府加杠杆。第一大抓手是政策性金融。中央层面虽然暂时还发不了特别国债，但以政策性银行为主体的专项金融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今年已发行的6000亿专项金融债由国开行和农发行、中央财政贴息，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明年为了解决增量项目的融资来源问题，至少会扩容到1万亿。第二个抓手是PPP，今年是项目招标年，明年才是签约年，3.4万亿的存量PPP项目中的签约规模将超过1万亿。

6、注册制推动股票供给放量，股票市场不会有惊心动魄的疯牛，只有摇摇晃晃的慢牛。

2016年大概率推出IPO注册制。从近期IPO重启释放的信号看，监管层明年可能把加快供给作为核心工作。首先，2016年钱多资产少的堰塞湖现象将继续强化，注册制相当于扩大股市池子泄洪。其次，有助于减少隐性的“壳”价值对市场的扭曲，促使市场回归价值投资。第三，加快供给也有助于促使资金更多的流向实体经济，提升直接融资占比。最后，市场热度明显回升，也为加快供给提供了条件。目前来看，明年实施注册制的可能性较大。一是证券法修订已提上日程，一读已经完毕，明年可完成二读和三读。二是在重启IPO的同时完善了新股发行制度，调整发行监管方式加强信息披露，可视为推出注册制的准备工作之一。

注册制长期是利好，但短期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一是大量资产推向市场将直接分流存量资金，尤其是一些没有投资价值的存量股可能遭受重创；二是注册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退市制度等方面做好配套改革，推出后如果出现超预期的波动，政策可能出现反复（类似之前IPO政策的反复），打击市场对改革的信心。以台湾为例，台湾在完全注册制之前实行了23年的核准制与注册制并行制度，2006年才过渡到完全的注册制，当年台湾股指呈现出大起大落的W型走势。

总体来看，2016年股市不可能重复今年的疯牛，摇摇晃晃的慢牛是大概率事件。近两年的股市繁荣大部分靠走心，即通过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和改革带来的转型预期来提升估值，而分子上的企业盈利并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的企业盈利依然不支持疯牛，一是成本下行可能放缓，二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企稳，三是供给端产能尚未开始消化。因此支撑市场还是只能靠估值，而这样的市场一定是敏感和反复的。尽管无风险利率下行推动的牛市还将继续，但2016年的市场可能会在以下风险的冲击下加大波动：一是人民币贬值，二是注册制和国企整体上市导致供给放量，三是实体信用风险，四是无风险利率从快速下行转向缓慢下行。全年市场可能围绕这些因素展开频繁波动。

7、信用风险加速爆破，国企违约成为常态，无风险收益率继续下行。

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约为123%，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未来去杠杆无非五种途径：一是靠经济复苏，企业收入提升加快偿债；二是靠融资成本的下行，同样的收入可以偿还掉更多的债务；三是靠政府输血，财政兜底；四是靠市场输血，被兼并收购；五是靠债务减记；六是信用违约。目前来看，第一种方式看不到希望；第二种方式能解决一部分国有企业的问题，但对于大部分高风险的民企来说，银行并不愿意降低利率；第三种方式也只适用于国企；第四五种方式对过剩行业来说也是奢求；到头来，大部分传统产业都不得不选择最后一种道路。

基于这种逻辑，2016年信用风险会比2015年更多更频繁。2012年第一例国企债券违约（11海龙CP01），2013年第一例P2P违约（东方创投P2P平台），2014年又相继发生第一例信托（诚至金开1号信托计划）、第一例私募债（13中森债）、第一例民企债券（11超日债）违约，2015年更是蔓延至央企债券（11天威MTN2）。只要看不到经济复苏或大规模债务减记，2016年信用违约事件会进一步蔓延。政府为守住金融风险底线，仍会去保一部分存量债务，但失去保护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国企违约将成为常态。

信用风险的释放有助于推动无风险利率继续下行。一是随着刚性兑付的打破，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所占用信贷资源减少，减少异化的资金需求。二是货币供给继续保持宽松，稳增长和去杠杆防风险都需要低利率的支持，货币宽松是大趋势。三是债务置换虽然短期可能对利率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解决了期限错配和滚动融资问题，有利于无风险利率的下行；四是经济增长从重资产工业向轻资产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资金需求系统性下行；五是人民币虽有贬值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资本账户依然处于管制状态，不会因资本大规模外逃终结利率下行趋势。

8、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加速落地，美丽中国成为最大亮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而美丽中国无疑是最值得期待的亮点。十三五规划把绿色发展列入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提出“最严格的环保制度”和“美丽中国”概念。生态环保作为一个产业已经站在了更大的风口上。

第一，监管体系从属地管理转向垂直管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这意味着从环境监察总队到县级监察机构都将脱离地方政府的管辖，改由省级环保机构直接管理，包括相关的人事任命权、资金管理权等。这有利于打破过去属地化管理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让环保监测数据说出真相，让环保执法落到实处。

第二，通过市场化的交易、融资和管理机制来激发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的积极性。十三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这是环保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过去环保基本是依靠政府的生态补偿，这种方式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负担，另一方面对社会资本也没有吸引力。十三五将重点通过交易机制激励地方政府，即地方政府可以把自己节省出来的排污权等拿到市场交易。初始分配制度完成确权和生态空间的划定将为此创造条件。对于过去束缚环保的融资问题，可以在生态空间整体开发的基础上，通过“绿色金融”和“PPP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

9、国企改革1+N方案陆续落地，国企整体上市加速推进，央企合并步伐放缓。

2015年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年，“指导意见”和一系列配套改革方案出台，1+N的顶层设计逐步成型，2016年将进入落地之年。

（1）央企层面主要看整体上市，合并步伐会低于预期。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广集团整体上市，一是相对公平又迅速的提高国资证券化率，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也易被各方接受。二是缓解市场的堰塞湖效应，同时也加大国企的股权融资，减少对信贷资金的占用。三是注册制和市场供给将是2016年资本市场的重点之一，为国企整体上市创造了条件。从地方国企看，随着IPO重启与注册制改革，上市门槛降低，国资证券化的进程将继续加快。从央企看，一大波资产正在靠近。很多央企证券化空间巨大，即便资产证券率较高的中航工业集团8000亿资产中，也只有约60%实现了上市，实现整体上市还有3200亿空间。

央企合并的步伐将低于市场预期。2015年最火爆的央企合并在2016年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央的确有意支持央企整合重组，各行业的央企也上报了很多合并方案，但从包括南北车在内的已有案例来看，央企合并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问题是整而不合，有的是因为互补性不强，比如当年行政主导的中外运长航合并，结果是长油航运退市，有的是经营能力和文化的差异，比如南车在经营能力和资产质量上远远优于北车，门不当户不对引发的矛盾可想而知。

（2）地方国企改革重点看混改，主要是资产优质的发达地区。央企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已完成大部分混改工作，混改重点在地方国企，尤其是广东、上海、重庆等国企资产较为优质的发达地区。一是地方国企数量庞大，超过10万家，多数企业难市，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PPP等方式混改是较为可行的改革方案。二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地方国企混改步伐比央企更快，在国企改革顶层文件发布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改革方案，公布了积极的混改目标。很多资产在地方政府手中无法物尽其用，交给市场有助于盘活存量资产，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10、房地产销售结束回光返照，地产投资第一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国家住房银行提上日程

房地产销售在2015年回光返照，2016年将再次回到现实。30大中城市的高频销售数据9月就已开始回落，全国的商品房销售也在10月首次出现回落，政策宽松带来的短期效应正在逐步消散，地产身上的镣铐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短期看，政策宽松的边际力度会减弱，去年限制地产销售的信贷和利率因素都已经基本消除，房贷利率已经从高点回落123个BP，进一步下调的空间不大，10月降息时已经特别要求公积金贷款利率不作调整。中长期看，人口压力才刚刚开始。根据我们的估算，2005到2014年间全国的刚需人口（20-29岁）暴增6500万，而未来5年可能会减少5000万，这种趋势会在2016年进一步加速。而在户均超过1套、人均超过33平米的情况下，改善型需求也空间有限。

房地产投资的情况要比销售更糟。2014年新开工面积负增长，2015年施工面积负增长，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可能出现全年负增长。实际上从当月数据来看，今年8月之后就已经出现负增长。销售的火爆并没有引燃地产商投资的热情，目前的主基调依然是消化库存。待售面积已经从去年底的6.2亿平米上升到6.7亿平米，而待售面积与近一年月均销售的比值也从去年底的6.0上升到6.3，库存不仅没有消化，反而随着新项目的竣工继续恶化。如果再考虑到近50亿平米的在建面积，就更没有理由对房地产投资乐观了。不过话说回来，地产投资的下行是好事，如果地产投资明年回升，只会让房地产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

房地产政策的核心是消化库存。扩大供给的措施会逐步弱化，比如保障房建设，扩大需求的措施会继续强化，比如信贷政策、公积金政策和交易税费的进一步调整。此外，作为激发合理需求、构建住房融资体系的关键，国家住房银行有望加速提上日程。

4：求本科毕业论文思路——关于行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最佳答案摘要：从金融体系的功能的角度探讨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能够稳定地体现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金融体系具有缓解和规避风险、配置资源、监督经营者和改善企业治理结构、调动社会资源和便利交易等五项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极大地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资本聚集和技术创新，因此，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金融功能；经济增长；信息成本；交易成本；资本聚积；技术创新

金融与经济增长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屡有激烈争论。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并不认为金融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相反，金融中介机构被认为仅有被动的作用，只是简单地将家庭储蓄提供给投资者。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称：“企业开道，金融跟进。”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创造了对特定类型的金融安排的需求，金融体系自动地对这样的需求做出反映。不止如此，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甚至没有进入一些经济学家的视野，例如，1989年尼古拉·施特恩(Nicolas Stern)在对发展经济学的回顾中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举所遗漏的问题的一节中也没有将金融列举进来。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1873年，沃尔特·贝戈豪特(Walter Bagehot)提出金融为巨大工程筹集资金提供了便利，在引发英国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12年，约瑟夫·熊比特(Joseph A.Schumpeter)提出运营良好的银行可以通过发现最有可能成功实施创新产品和创新工艺的企业并为其提供资金而激励技术创新。而歌德斯密斯和麦肯南分别在1969年和1973年的研究成果对于突破传统观点的藩篱和促进有关认识的转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强调金融服务在将投资导人最富效率的用途上具有重要作用，从而能够促进增长和收入的增加。此后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量出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面的和积极作用的观点开始占据了上风。

本文拟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金融体系的功能的角度，联系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对资本聚集和技术创新的影响，考察和论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客观地说，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但从功能来分析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能够突出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的功能质量的联系。如果从金融服务质量、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类型的角度进行衡量，由于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不利于凸现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基本功能是相对稳定的，便于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稳定地体现出来。此外，从金融体系的功能进行考察，也没有忽视以下因素的作用，相反，这种方法强调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昆合体即金融体系与金融服务提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金融工具或具体的金融机构。

一、缓解和规避风险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与信息获取成本和交易成本具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也许就不需要有金融体系浪费资源寻找项目、监督债务人、设计风险防范安排和提供交易便利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成本，才需要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出现，以便减少这些成本所产生的问题。不同类型的信息和交易成本及其结合推动不同的金融合约、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在减轻信息和交易成本方面，金融体系所具有的主要基本功能是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能够为资源跨越时空进行配置提供便利。若细加分析，这一功能包含5项具体功能：为风险的交易、规避、多元化和集中提供便利；配置资源；监督经营者和完善企业治理结构；调动储蓄；便利货物和服务的交易，此5种功能通过资本聚集和技术创新两大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本文首先考察在存在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为什么能够为风险的交易、规避和集中提供便利，从而缓解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和特定风险。

(一)缓解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是将资产按照约定价格转换成购买力的便利程度和效率。流动性风险起因于将资产转化为交换媒介的不确定性。而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有可能妨碍流动性和加剧流动性风险，从而为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提供动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出现能够增强流动性，以资本市场为例，其流动性极强，金融工具能够低成本地进行交易，且在时

间和清算方面不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

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所以存在联系是因为一些高回报项日需要长期的资本投入，但财富所有人通常并不愿意长期放弃对财产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对高回报项目的投资就会出现不足。有了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人们可以放心地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持有资产，在需要变现时可以方便和迅速地出售。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将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换成了对生产过程的非流动的长期资本投资。

有人认为资本市场的进步及其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的减轻是英国工业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远在此之前已经发明出来，许多发明创造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没有金融市场的配合而仅有技术创新并不能引发持续性增长。在18世纪的英国引发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换，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为了反映金融市场的作用，有些经济学家就信息障碍和流动性风险对资本聚集的影响建立了模型，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道格拉斯·岱亚蒙得 (Douslas Diamond)和菲力蒲·迪朴维格(Philip Dybvig)的富有创造性的模型里，一些财富所有者作出了两种投资选择，一种是非流动的但收益高的项目，一种是流动的但收益低的项目，尔后便有了惊人消息。得到此消息的人想在非流动项目产出收益之前就想收回投资，转而投资于流动性强、低收益项目的动机。但收回投资并转投于收益低的项目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条件下会遇到交易困难，并遭受损失。能否避免损失要取决于其他投资者是否也获悉了此消息。该模型认为，要证实另一些人是否也收到了这一消息所要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在这种情形下，发行和交易证券的资本市场便应运而生。在莱文(Levine1991)的模型中，收到消息的人可以将包含对非流动性生产技术利润的股票权利卖给其他人，也不需要证实其他人是否收到了该消息，只需要在证券交易所里进行交易即可。所以，在存在流动性的股票市场的情况下，股票持有人可以很容易地将股票卖掉，同时企业可以永久性地取得最初的股东所投资的资本。通过便利交易，股票市场减少了流动性风险。随着股票市场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投资会投放在非流动的高收益项目。

除证券市场外，金融机构也可以增强流动性和降低流动性风险。银行可以向存款人提供流动性存款，将流动性强、回报低的投资与流动性差、回报高的投资结合起来，并通过提供即期存款与非流动性投资的恰当组合，银行在向存款人提供对付流动性风险保障的同时，根据对意外事件等因素的预期和经验，对资本的投向进行均衡分配，为向高回报项目进行长期投资提供便利。这样银行通过减少或消除流动性风险，增加了对高回报、流动性差的资产进行投资，从而加速经济增长。

(二)缓解特定风险

金融体系除能够缓解流动性风险外，还能够缓解与具体项目、企业、行业、地区和国家等相关的风险。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能够对风险的交易、集中和多元化提供有用的工具，如期货、期权等。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多元化的这种能力可以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道理很明显，尽管财富所有人通常不喜欢风险，但高回报项目的风险仍趋高于低回报项目，因此，能够实现多元化资产组合的金融市场能够将一部分资产转移到具有高回报预期的项目上。风险越能得到分享和化解，资本的配置就会越有效率。

风险多元化除与资本聚集有密切联系外，对技术的变革也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在不断地改进技术以填补市场的空白。成功的技术创新除对创新者带来利润外，可以加速促进经济发展。然而，进行技术创新是有风险的。拥有多个创新项目的多元化的组合资产可以减少风险和促进对创新活动的投资，而创新活动投资的增加能够促进增长。因此，金融市场能够通过多元化减轻市场压力，加速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

二、获得投资信息和配置资源

由单个财富所有人对企业及其经营者、市场状况等进行评估通常是困难的，且成本很高。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技能和渠道去广泛收集和加工企业及其经营者的信息，没有可靠信息，当然不愿进行投资，结果巨额的信息成本阻碍了资本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

信息获取成本为金融中介机构的出现提供了动因。试设想，获取某生产技术项目的信息成本是固定的，如果没有金融中介，每个投资者都要支付相应的成本。顺应这种信息成本结构，与其由每一个人取得评估技能并进行评估，倒不如由金融中介一次性地为公众进行评估，公众只需对金融机构提供的这种服务分摊少量的成本，这样公众借助金融中介就可以节约对投资信息获取和加工的成本，也使社会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不仅如此，金融机构提供的高质量的信息服务，能够将投资导向更有价值的项目上去。许多企业在寻求资本，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更擅长选择最有希望的企业及其经营者，因而会导致资本的更有效的配置，从而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贝戈豪特(Levine1997)在100多年前针对英国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曾经指出：“(英国金融)组织因为善于作出选择，因而作用很大。……在英国资本总是肯定地和立即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和资本能够赚取最多的地方，就像是水总能流向需要它的平面。”

金融组织除能够发现最好生产技术项目外，还能够通过发现最有可能成功实施新生产工艺的企业来提高技术创新的比率。熊比特曾指出：“所以，银行家并不主要是中间人。他似乎是在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人们(去创新)。”

证券市场同样能够影响有关企业信息的获得和传播。在证券市场上，证券价格的变动挟带和反映着有关信息，证券市场通过公开价格传播有关信息，市场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观察证券价格来解读其中的信息。正因为证券市场能够通过价格迅速反映有关信息，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和动力将资源投入到几乎可以立即公开得到的信息上。这种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信息获得使社会不必投入资源用于获取信息，从而使更多的资源能够用于对生产的投资。不止于此，信息披露改善的本身也可以极大地改善资源的配置，使资源能够真正流向最好的生产技术项目上去。由于信息披露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关系到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操纵市场价格、内幕交易等行为应当受到制止和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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