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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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航，以下是目录：

• 1、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2、猪肉检出非洲猪瘟和卖肉的有责任吗？
• 3、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 化工部令第11号失效了吗
• 4、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 5、国控河南流向系统是什么？
• 6、内控失败的国有企业有哪个
• 7、铜价涨至九年新高，导致铜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最佳答案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一）改革进程

确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

1、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2、 1996年6月1日，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实现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拆借利率。

3、1997年6月，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启动，同时放开了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

4、1998年，将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

5、1998年3月，改革再贴现利率及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放开了贴现和转贴现利率。

6、1999年10月，对保险公司大额定期存款实行协议利率，对保险公司3000万元、5年大额定期存款，实行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双方协商利率的办法。

7、1999年允许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将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最高可上浮30%的规定扩大到所有中型企业。

8、2000年9月21日，实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

9、2002年，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幅度；统一中外资金融机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

10、2002年3月，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居民的小额外币存款，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理范围，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央行作了大量的放权工作：

1996年以后，先后放开了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市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利率；放开了境内外币贷款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试办人民币长期大额协议存款；逐步扩大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

2000年7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曾经公布：中国将用3年时间完成利率开放的整体计划，先放开外币利率，后放开人民币利率；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

2004 年1月1 日，央行再次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3 月25 日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10 月29 日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 倍，实行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制度，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

2005年1月31日，央行发布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报告》指出，利率市场化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变革融资活动的风险定价机制，让商业银行成为真正地买卖风险或定价风险的金融机构。具体来说，就是逐渐过渡到中央银行不再统一规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水平，而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直接调控货币市场利率，进而间接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

2005年3月16日,央行再次大幅度降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并完全放开了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目前,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惟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贷款利率的下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

近期，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坦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较其他改革慢了一些，央行希望这个过程走得快一点，并且正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朝这个方向发展；而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学会对自己的存贷款价格做出决策。

（二）官定利率的缺陷

1．政府对名义利率规定较低的利率水平，虽然会刺激投资增长，但同时也会减少居民储蓄。

2．利率管制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如上所述，当利率受管制而处于较低水平时，投资者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一些原来无力借贷的低效率企业此时也可获得资金，这促使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匾乏的发展中国家不恰当地鼓励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不利于发挥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一国以不具优势的要素去替代优势要素，对其经济体系的效率而言是一大损失。

3．利率管制往往同时包括压低利率水平和信贷配给两项内容。对利率水平的人为压制的后果是极大地刺激了资金需求者对贷款的获取欲望，但信贷配给制则又使有限资金的流向局限于某一范围之内，对资金超额需求与有限配给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金融黑市虽然是市场对管制短缺的一种自发反应，但是诸多缺乏法律保护的因素决定了它对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局面的破坏性；而信贷配给制度则诱发了频繁的“寻租”行为，加剧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信贷配给并非完全依据政府产业政策，而是根据借款者的资金和信誉情况、私人交往或友谊，甚至是借款者支付回扣的多少来分配资金流向。这样一来就会使企业之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去争取优惠的信贷资金而不顾企业内在价值的提高。

鉴于上述弊端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发展期后，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解除利率管制，放松金融约束。在我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弊端也已经日益凸现，并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发展。为此，放松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中国现行利率体制问题的条线透视

1、利率形成的非市场化

在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不直接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而是参照货币市场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通过制定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全社会投资与消费的冷热。

但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利率的形成主要受制于政府的政治经济意图，政府不仅规定了利率的总体水平，而且还规定了各种利率的具体水平（即规定了利率结构），并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严格管制，使利率严重地表现为“非市场化”：何时需要调整利率、调整幅度多高、利率浮动范围多大，都由国家统一规定——这种利率管理模式实际上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各地都遵循统一的利率政策，不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和资金供求状况的差异灵活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制定的利率政策。这种情况使得利率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调节作用受到许多限制，并由此而削弱了我国分层次宏观调控的效果。

长期以来，从商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存贷利率到居民、企事业单位在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从活期利率到定期利率，从短期利率到长期利率，都无一例外地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这就意味着无论银行的管理水平差别有多大，它们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价格都。这则使我国的银行体系大多处于非竞争状态。而且由行政指令决定的利率一经确定下来，就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调整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都必须规行矩步，奉命唯谨，严格执行政的指令性利率。这就使利率长期处于“死杠杆”状态并停滞在较低水平上缺乏主动灵活的调节机制。虽然按照央行的规定，各商业银行和基层行在一定幅度和范围内享有利率的浮动权，但在实际执产过程中，往往由于上级银行对利率浮动权限的截留，再加上地方政廉的行政干预，使得利率浮动权对于基层行而言往往有名无实，因而这就谈不上实行市场浮动利率了。

人民银行在确定利率时往往逾越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制定利率水平，它不是根据社会资金运用的实际情况，而是侧重于央行、财政、商行、企业和个人等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上，甚至把利率调整当作减轻企业负担及国有企业解困的工具。在理论上由中央银行依据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社会资金平均利润率、物价水平、企业与银行的盈利水平及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等经济指标确定，但这些指标有时候很难精确预测，有时也会带有一定的时滞效应，因此很容易产生信息失真情况。这些因素使得人民银行在确定利率时，主观上带有盲目性，难以真正体现市场均衡，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资金的运用效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人民银行经常采用的是“试错法”，即先调整再看效果，不行再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因为加进了许多人为的因素，所以如果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其利率水平的确定就必然会出现错误。另外，我国利率的调整往往滞后于物价上涨，调节的方式是强制被动式，这种调节方式偏离了调节目标，割断了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联系，极大地削弱了利率的调节功能，造成了利率水平确定的不科学。

迄今为止，我国的利率管理体制仍未从根本上摆脱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利率政策和利率改革很少考虑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去引导资金流向、调节资金配置。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背弃了市场经济原则，难以通过利率手段去激励商业银行增加信贷供给，使实际利率的变动不能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从而改变资金需求量和需求结构，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地趋于均衡，既不利于资本形成数量的增加，也不利于资本形成质量的提高。尽管对于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来说，利率的变动直接关系其融资成本和预期利润率的高低，因而对其投资有较强的约束，但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则基本不起作用，而且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变化也缺乏应有的敏感度，而这三种投资主体的投资则占了整个投资的绝大部分，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现行的利率机制不利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2、央行利率决策的非独立性

在中国目前的利率管理体制下，利率水平的决定、差别利率政策的制定等都由政府严格控制，表现出高度的计划性和封闭性。从表面上来看，利率水平是由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我国在调控利率方面似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方便，用不着通过其他货币政策手段的操作，只要中央银行和国务院同意调整利率，就能实现利率目标，并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对利率变化产生反应。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央银行只享有一定比例的利率浮动权，缺乏操作利率杠杆的自主性，而商业银行则只能够执行现行的利率制度，基本上没有自由浮动的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的《人行法》，我国真正的利率决策权即利率变动权，不在于管理国家金融事业的中央银行，更不在于直接经营金融业务的基层银行，而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即国务院。具体来说，目前我国利率水平的决定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作出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计委、经贸委、财政部）和学术界等组成，委员会成员由国务院总理任命，主席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研究货币政策的重大事宜和货币供应、利率、汇率政策等，向国务院提出建议。由此可见，中国利率政策的决定并非由中央银行自主作出，而一般是由企业主管部门、商业银行、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等各个利益集团经过多方谈判、博弃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其最终决定权在国务院。货币政策委员会何时开会、议题如何并未提前予以公布，对于决策的依据也未以公报的形式对外予以解释，决策的透明度不够，不利于人们分析研究未来利率变动的趋向。而且，由于有关方面在认识上更多注重的不是其经济调节功能，而是利率的利益分配功能，而各部门的利益往往又是矛盾的，因此这种协商在反复讨价还价中难以达成一致，出台的利率调整方案也往往错过了适宜的时机。如果考虑到利率政策以外的时滞，我国的利率调整更是明显滞后。显然，这种利率管理制度过于集权、僵化呆滞，无法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实际变动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率随行就市、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的要求。

3、利率政策目标的错位

在我国现行利率制度存在的许多缺陷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利率政策目标的错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率作为经济杠杆的功能蜕化了，利率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服务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例如，对私营经济的贷款利率要高于对国营经济的贷款利率，这主要是为了有利于促进私营经济的改造，有利于增强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农村合作经济的贷款利率低于对国营经济的贷款利率，这是为了有利于促进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对现金实行管理，对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的企事业单位进行贷款利率优惠，这是为了取缔商业信用，有利于将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等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利率作为经济杠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率调节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盯住通货膨胀，二是调节利益分配，三是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在这三者目标中，由于对利率杠杆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的功能认识不足、手段不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用于调节宏观经济，但决策当局最重视的还是把利率用于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调节利益分配，主要是权衡企业、银行、财政等部门的利益，特别是利率水平的确定总是服从于资金需求，首先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以控制贷款利率于低水平来减轻企业负担，因而其实质上就是把利率政策当作财政手段来使用，当作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工具——如 1996年下调利率就是解决企业的亏损问题。这种方法完全背离了价值规律及资金供求关系的要求，很难说有几分科学性。事实上，目前我国以降低企业利息负担为目标的利率调整方式，既不利于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也不利于国有经济部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出发考虑利率水平变动，利率才能发挥其作为间接宏观调控重要工具的作用。

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其中央银行利率变动的着眼点是整个宏观经济状况，如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目标主要是维持社会供求平衡，避免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而并非针对“股市价格的上扬”，更不是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问题。

实际上，利率的政策目标从短期来看应该是调节经济变量，保持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从长期来看则应该转移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上来——如果将其用于调节经济关系和利益分配，就会像俗话所说的“斩不断，理还乱”。

4、低廉利率政策和制度效率的低下

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和需求管理政策中，利率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利率通过直接影响储蓄、投资和货币需求，会极大地影响公共部门的收支，影响总需求、产量和就业，并会对国际收支差额发生重要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中，由于利率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主要是靠行政措施调节，因此利率高低的选择便成了决策当局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采用将利率限制在低水平或者负实际利率的水平上的做法，并且长时期不变。

利率既然是金融商品的价格，那么就要同其他商品价格保持基本平衡。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的利率不仅管得太死、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而且为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建国初期，我国以低利率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后在长期计划经济习惯势力的影响下，片面强调低息政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忽视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使得利率水平不断下降。如从1959年起，所有贷款利率的月息都降为6％，主要储蓄种类减为三种，其利率分别为卫．8％、3％、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利率经过了多次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调整的幅度也没有改变利率水平偏低的实质，致使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负利率现象一再出现——仅1985—1994年十年间就有6年出现负利率，1986年负利率高达一12．14％——而负利率的出现则又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行为的变更与扭曲。

随着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弊害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应该还利率以市场的本来面目。现行的逾越资金市场直接行政规定利率高低的计划利率管理体制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因而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利率形成的市场化，在整个社会资金的运动过程中，建立一个在国家间接调控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利率管理体制、利率形成机制、利率结构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中央银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利率在规定的幅度内自由浮动。”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上下限，进一步理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有价证券利率之间的关系；各类利率要反映期限、成本、风险的区别，保持合理利差；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这一改革安排，大体勾画出了我国利率改革的一个框架，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指导思想。

（四）利率币场化的内涵及其延伸

1、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放松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直接控制，把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中央银行则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率、再贷款率以及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等间接调控手段，形成资金利率，使之间接地反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利率市场化是指由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利率水平，政府放弃对利率的直接行政干预。

利率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管理当局或中央银行利率管理的权限、范围、程度和总和措施及利率传导机制，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利率市场化是相对于利率管制而言的。在利率管制情况下，利率由央行统一制定。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根据资金供求和本身资金的运营情况自主地确定存贷款利率及各种金融资产的利率。而在利率市场化情况下，利率则是由各个金融机构根据金融市场供求状况和央行的指导性信号，自主地确定利率大小和调整利率的时机，央行只是通过预定年度货币政策计划，制定和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其他指导性窗口等，借助货币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向金融机构传导央行的信贷、利率政策信号，从而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

因此，利率市场化主要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理体制在由国家制定井管制利率向央行管理下市场利率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府逐步放弃金融压制，培育和创新市场主体，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交易规则，逐步放松直至取消利率管制的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行在央行的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下，利率由借贷双方根据资金市场供求状况来自主决定，从而形成央行管理下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市场均衡利率。央行的计划指导是指央行通过预定年度货币政策计划，制定和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等基准利率， 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其他指导性窗口等来对市场利率进行指导央行的宏观控制是指央行依据金融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金融监控。

利率市场化有着丰富的内涵，至少应包括金融交易主体享有采率决定权、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送择、中央银行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等方面的内容 ：

1．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利率是货币金融商品的价格，由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所决定。所以，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含义是指在利率管理机制上，要赋予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当充分的自主权，而不是传统的集中指令管理，把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况来决定市场利率，市场主体可以在市场利率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金融交易各自的特点自主决定利率。金融交易主体应该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招标，也可能是资金供求双方在不同客户或者服务提供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

2．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选择

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样，金融交易同样存在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别。但与其不同的是，资金交易的价格还应该存在期限差别和风险差别。利率计划当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进行科学的测算。相反，金融交易的双方应该有权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或称规模）、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达成协议，从而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3．同业拆借利率或短期国债利率将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指针

显然，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市场利率比计划利率档次更多，结构更为复杂，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几种市场交易量大、为金融交易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短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利率，它们将成为制定其他一切利率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基本依据。

4．政府（或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

利率市场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利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即利率的形成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或一国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来决定。但是，利率市场化并不排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正如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样，在整个利率管理中也仍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和干预成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放松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直接控制的同时一般加强了间接调控，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利率、再贷款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手段形成资金的利率，间接地反映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例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资金供求格局，从而间接影响利率水平；或者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从而改变市场利率水平。在金融调控机制局部失灵的情况下，可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进行适当方式和程度的窗口指导，但这种手段不宜用得过多，以免干扰金融市场本身的运行秩序。

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利率市场化可被动态地看做是从现行单一的计划利率机制向国家宏观调控和限制下的市场利率机制方向变化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市场机制在信用资金价格决定上的基础作用，由此形成以基准利率为中心、市场利率为主体，既有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又具有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一种利率管理系统，从而调节社会信用资金供求，并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就利率市场化的政策定位而言，我国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应形成以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为基准利率，以国债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利率，以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利率为补充，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的利率体系。

（五）利率市场化与市场利率

利率市场化从形式上来讲，是将利率的决定由政策实施的强制管制交还回市场，但就本质而言，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将利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价格信号。研究利率市场化，离不开对市场利率这一基本概念的正确认识。

市场利率是一个与法定基准利率相对应的概念，是由资金供求双方达成的一种利率。市场利率是一种随行就市、完全放开的利率，与目前的银行利率相比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客观性和灵活性。

首先，市场利率是市场上资金供求关系客观的、真实的反映，它具有自发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功能．能不断地调整和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其次，市场利率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灵敏地发生变动，引导作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货币资金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运动，发挥其择优机制的功能，从而实现资金流动的高效合理性。市场利率的客观性和灵活性能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可靠的参照系，并可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更加有效，更富有约束力。

市场利率作为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并不取决于个别市场参与者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整个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市场竞争充分，则任何单一的经济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利率的单方面制订者，而只能是利率的接受者。因此，市场利率是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利率是影响个别利率、确定个别利率的基准，个别市场交易中的利率并不一定是市场利率，而脱离市场利率的个别利率则不能算是市场利率。

现在人们对市场利率的认识往往容易进入误区，认为只要是市场上的利率就是市场利率，实行市场利率，就可以想怎么定就怎么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被人们承认和接受、不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个别利率，不能算作市场利率。当然，不同档次的借贷活动有不同的市场利率，而不同档次的市场利率又总要”以不同的个别利率体现出来，例如一年期贷款的市场利率是9％，这只是基准性质的利率，银行在对企业贷款时将会根据告贷企业的信誉等级、贷款的风险大小等具体情况在9％上下确定一个利率，这个个别利率当然是市场利率，它与个别交易中根本不受市场利率制约、与市场利率没有内在联系的利率并非同一回事。

现行的浮动利率既是官定利率的组成部分，又带有市场利率的成分。这具体是指在央行确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在规定的幅度内，利率水平可以在一定的百分比内浮动，以发挥利率在促进企业经营管理、节约资金使用、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

二：猪肉检出非洲猪瘟和卖肉的有责任吗？

最佳答案猪肉检出非洲猪瘟和卖肉的有责任吗？自去年8月份我国首次发现非洲猪瘟以来，有关非洲猪瘟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的高度关注。

对于非洲猪瘟的防控，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部也全面部署防控工作，果断处置突发疫情，优化防控处置措施，督促落实重点环节防控工作，强化防控联控，抓好市场供应和产业发展。据农业农村部通报，目前，100起疫情按规定解除封锁，18个省份的疫区也全部解除封锁，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然而，近期，从企业加工食品中检出了非洲猪瘟核酸阳性，一些似是而非的谣言又趁机兴风作浪。

那么，加工食品中猪肉和猪肉食品还能吃吗？非洲猪瘟不传人，为何如此重视防控？解除疫区封锁，是否就代表不会再出现非洲猪瘟疫情？3月1日，就相关话题，农业农村部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实验室主任李凤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汉春进行科学解读。

热点一：近期，从企业加工食品中检出非洲猪瘟核酸阳性，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产品有安全风险？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国家采取严格措施来防控非洲猪瘟，为什么还有患病的猪流通到市场上？

陈焕春：非洲猪瘟污染的生肉进入餐厨剩余物后，一旦被猪采食，则可能感染发病。为此，农业农村部专门发布公告，要求自2019年2月1日起，屠宰企业要实施生猪屠宰非洲猪瘟检测制度，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猪肉，防止由此带来了生猪疫情扩散。开展这项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追溯这些风险肉品的来源养殖场，及时发现和消灭潜在的疫情；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这些风险肉品进入流通环节，进而通过餐厨剩余物引发新的疫情。

市场上部分猪肉制品中检出了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这与非洲猪瘟病毒的特性有关。非洲猪瘟的潜伏期最长可达3周，潜伏期内的生猪没有临床症状,难以通过临床检疫发现。如果此类生猪进入屠宰环节, 导致生猪屠宰、加工设施或运输工具污染，食品加工企业使用了相关原料进行加工,不排除会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针对这些问题，农业农村部已发公告，要求自2019年2月1日起，屠宰企业要实施生猪屠宰非洲猪瘟检测制度，着力化解这一风险。

核酸阳性是病原学检测的专业术语，只要样品中含有该病毒的特定核酸片段，就有可能检测阳性。换句话说，样品中检出核酸阳性，并不一定代表样品中有活病毒的存在。现行针对非洲猪瘟核酸的检测方法，检测灵敏度极高，某些批次产品中只要存在微量核酸，就可能检出阳性。

热点二：非洲猪瘟是否会影响猪肉及猪肉食品安全？人吃了患病的猪肉和猪肉食品，会不会影响健康？

李凤琴：从管理方面来说，目前国际上的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还有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都没有把非洲猪瘟列为人畜共患病。还有就是欧盟食品安全局在官方网站上也强调，非洲猪瘟不会影响人类和其它的物种。

从科学的方面来说，世界各国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试图猪瘟病毒感染除猪以外的其他动物，比如牛、马、羊等十多种动物，但是都没有获得成功，说明非洲猪瘟病毒在自然界当中的唯一宿主就是猪。猪瘟发现100多年了，而且世界有62个国家曾经报道过非洲猪瘟疫情，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吃因为猪肉而感染非洲猪瘟病毒而患病的报道。这也进一步佐证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欧盟食品安全局作出科学的结论。

这些国际组织和欧盟食品安全局在作出这些结论之前，都要组织相关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都来自各个领域，比如检验检疫的，搞微生物、流行病、食品安全的等等来进行按照一定的科学程序进行评估，他们评估的原则和结果适用于全世界的。所以，我们也应该遵守和认同这些国际组织的原则和结果。

热点三：既然非洲猪瘟不感染人，国家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为何如此重视？

陈焕春：虽然非洲猪瘟不感染人，但对猪的致病性强，严重威胁生猪产业发展，可以说是养猪业的第一号杀手，而且影响居民肉品供给。

首先，非洲猪瘟对生猪产业危害严重。非洲猪瘟病毒抵抗力强、传播途径多，容易扩散蔓延，再加上全球尚未研制出有效的疫苗和药物进行防治，生猪一旦感染，死亡率可达100%。根据调查，我国已经发生的111起非洲猪瘟中，在采取扑杀措施时，发病猪的病死率超过68%，部分猪场死亡率几乎100%。因此，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将其列为重点防范的跨境传播动物疫病，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将其列为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其次，保护我国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养猪大国、猪肉第一消费大国，生猪存栏量、猪肉消费量均约占全球一半。我国居民肉品消费中，猪肉至少占半数，故有“猪粮安天下”的说法。如果非洲猪瘟在我国持续流行蔓延，不但影响我国居民肉品供给，还会影响全球肉品供给安全；不仅影响2600万个生猪养殖场户的切身利益，还可能影响到扶贫攻坚乃至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热点四：非洲猪瘟发生后，是否对生猪养殖业有影响？是否会出现肉品供给不足、价格上涨的问题？非洲猪瘟又该如何防控？

杨汉春：2018年下半年以来，生猪生产连续在走“下坡路”，基础产能不断下滑，最近下降的幅度就更加明显。

今年1月份，我国生猪的存栏量环比下降5.7%，同比下降12.6%，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3.6%，同比下降14.8%。生猪和能繁母猪的存栏同比下降都超过了12%，生猪存栏同比降幅是近十年最大，能繁母猪存栏同比降幅也快接近历史的峰值。生猪的产能降幅快，预示着今年下半年开始，生猪出栏减少，猪肉供应可能会出现偏紧的情况，四季度猪价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上涨。

生猪产能下降有多重因素影响。第一，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很多养猪场户对疫情的不确定性有担心，害怕疫情发生反复，不敢去补栏。第二，受生产资金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区养猪场户确实出现了资金困难，被迫调减部分产能。第三，受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一些小散户在这个过程中快速退出。另外，消费结构调整过程中猪肉份额下降、养猪门槛提高和成本上升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生猪产能在下降。

对于广大的养殖场户来说，有担心、有顾虑是正常的。风险和机遇并存。一方面，下半年生猪行情会明显转好，养猪将进入盈利期。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出台生产扶持政策养猪场户解决困难。建议广大养殖场户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改善防疫条件，完善防控措施，把疫病风险降到最低。同时，也要把握机会，适时增加补栏，争取好的收益。

热点五：去年8月份以来，我国28个省份先后发生111起非洲猪瘟疫情，这样快速大面积的传播，是不是我国的防控政策还存在漏洞？下一步疫情防控态势如何？

陈焕春：我国前期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得力的，效果是明显的。从几组数据说明，一是通过加强疫情监测排查，及时发现了68起疫情，超过了疫情总数的六成，做到了早发现早处置，避免造成更大损失。二是所有已经发生的111起疫情都及时得到有效处置，没有发生二次扩散，而且，目前已有超过九成的疫情按规定解除了疫区封锁。三是通过加强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监管，全国因生猪及其产品异地调运引发疫情的比例已经由35%下降到15%。四是通过禁止使用餐厨剩余物喂猪，全国因餐厨剩余物喂猪引发疫情的比例已经由50%下降到44%。

除了上述这些措施外，还采取了生猪运输车辆备案、运输环节检查、屠宰环节检测等措施，出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通过系统严密的防控，疫情总体控制在点状发生态势，近期疫情发生势头有所趋缓；市场上猪肉供应比较充足，价格没有大的波动，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节日期间没有出现“买肉贵、买肉难”的问题。实践证明，我国已经采取的措施是有力有效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也多次高度评价我国防控工作。

但同时，必须要看到，当前非洲猪瘟病毒在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污染面，在我国生猪养殖结构中，中小规模养殖占绝大多数，养猪场户防疫水平不高；同时，老百姓喜欢购买食用鲜肉，这样一来，大量出栏生猪需要长距离调运到主销区屠宰上市，这些因素短期内都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些都是防控工作的难点。

我国疫情发生和传播风险较大，疫情可能将持续点状发生，已经解除疫区封锁的省份也不排除再次发生疫情的可能，防控压力很大，任务很艰巨，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各项准备。

热点六：国际非洲猪瘟疫情态势如何？有哪些通行防控措施？

李凤琴：非洲猪瘟1921年在肯尼亚被首次报道，目前共有62个国家报告发生过非洲猪瘟。2018年以来，非洲猪瘟疫情在全球尤其活跃，共有25个国家报告发生6500多起疫情，疫情数量同比增长25%，部分国家呈现暴发、流行态势，匈牙利、保加利亚、比利时等欧洲3国时隔30多年再次发生非洲猪瘟，我国、蒙古国、越南等亚洲3国首次报告发生非洲猪瘟。

从各国的防控历程看，疫情一旦传入，很难在短时间内根除。虽然大多数疫情发生国家付出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目前只有13个国家曾经实现根除（古巴、法国、比利时等3个国家还出现复发）。其中国际公认防控有效、具有代表性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巴西，分别用时36年、35年、6年才根除该病。

从各国的防控措施看，发生疫情国家普遍采取了扑杀、消毒、无害化处理、限制生猪及其产品调运、禁止使用餐厨剩余物喂猪、提高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护等措施，防控思路、策略和措施大同小异。当然，不同国家因重视程度、措施落实、社会动员组织力度、饲养方式、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防控结果也不尽相同。非洲猪瘟疫情后，我国也是采取了与国际上相同的防控措施，这些措施和防控效果也取得了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认可。去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首席兽医官来华考察时表示，如果不是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依中国的巨大养殖量和高养殖密度，那就不是70起，而可能是700起、7000起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总干事今年1月来华考察时认为中国在动物防疫方面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疫情公开透明，防控措施有力有效，表示对中国防控前景充满信心。

热点七：一些动物疫病会影响食用安全。目前，有哪些措施防止染疫猪肉流向餐桌？老百姓在市场上如何购买放心猪肉？

陈焕春：为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国建立了动物产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机制。首先在养殖环节，生猪离开产地前，将由官方兽医实施产地检疫；在运输环节，公路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对过路生猪运输车辆进行查证验物；到了屠宰环节，官方兽医实施监督查验、宰前检查、同步检疫，屠宰企业还要实施品质检验；在市场流通和产品加工环节，市场监管部门还要再进行检查。

我国建立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制度，所有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不得进入流通环节，全部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农业农村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在全国开展了打击私屠滥宰，防控非洲猪瘟，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质量行动，严防病死生猪流入市场。

对于如何挑选猪肉，建议大家通过具备生产经营资质的正规生产厂家和超市、商场等渠道，选购经过肉品品质检验和动物检疫合格的鲜猪肉、冻猪肉；购买猪肉制品时应注意选择在保质期内、标签标示清楚、包装完好的猪肉制品。

特别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科学看待非洲猪瘟。一是切莫听信谣言，更不要传播谣言，以免引起恐慌，从正规渠道购买的、经过肉品品质检验和动物检疫合格的猪肉及其制品可以放心消费。二是要践行“光盘行动”，减少餐厨剩余物产生量，这既是防控非洲猪瘟的需要，也是减轻环保压力的需要。

三：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录 化工部令第11号失效了吗

最佳答案对的，失效了，统一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

第4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经2018年6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3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原化学工业部1997年3月10日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原化学工业部令第12号）

同时废止。

四：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最佳答案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

（一）改革进程

确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

1、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九五”时期深化利率改革的方案》初步提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

2、 1996年6月1日，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实现由拆借双方根据市场资金供求自主确定拆借利率。

3、1997年6月，银行间债券市场正式启动，同时放开了债券市场债券回购和现券交易利率。

4、1998年，将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

5、1998年3月，改革再贴现利率及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放开了贴现和转贴现利率。

6、1999年10月，对保险公司大额定期存款实行协议利率，对保险公司3000万元、5年大额定期存款，实行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双方协商利率的办法。

7、1999年允许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最高可上浮30%，将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最高可上浮30%的规定扩大到所有中型企业。

8、2000年9月21日，实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300万美元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由金融机构与客户协商确定。

9、2002年，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农村信用社利率浮动幅度；统一中外资金融机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

10、2002年3月，将境内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居民的小额外币存款，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现行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理范围，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

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中国央行作了大量的放权工作：

1996年以后，先后放开了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市场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利率；放开了境内外币贷款和大额外币存款利率；试办人民币长期大额协议存款；逐步扩大人民币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

2000年7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曾经公布：中国将用3年时间完成利率开放的整体计划，先放开外币利率，后放开人民币利率；先放开贷款利率，后放开存款利率。

2004 年1月1 日，央行再次扩大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3 月25 日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10 月29 日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3 倍，实行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制度，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

2005年1月31日，央行发布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报告》指出，利率市场化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变革融资活动的风险定价机制，让商业银行成为真正地买卖风险或定价风险的金融机构。具体来说，就是逐渐过渡到中央银行不再统一规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水平，而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直接调控货币市场利率，进而间接影响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水平。

2005年3月16日,央行再次大幅度降低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并完全放开了金融机构同业存款利率。目前,尚未进入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惟有存款利率的上限、贷款利率的下限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等少数利率品种。

近期，央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坦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相较其他改革慢了一些，央行希望这个过程走得快一点，并且正在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朝这个方向发展；而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学会对自己的存贷款价格做出决策。

（二）官定利率的缺陷

1．政府对名义利率规定较低的利率水平，虽然会刺激投资增长，但同时也会减少居民储蓄。

2．利率管制造成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如上所述，当利率受管制而处于较低水平时，投资者融资成本大大降低，一些原来无力借贷的低效率企业此时也可获得资金，这促使一些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匾乏的发展中国家不恰当地鼓励了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不利于发挥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一国以不具优势的要素去替代优势要素，对其经济体系的效率而言是一大损失。

3．利率管制往往同时包括压低利率水平和信贷配给两项内容。对利率水平的人为压制的后果是极大地刺激了资金需求者对贷款的获取欲望，但信贷配给制则又使有限资金的流向局限于某一范围之内，对资金超额需求与有限配给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金融黑市虽然是市场对管制短缺的一种自发反应，但是诸多缺乏法律保护的因素决定了它对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局面的破坏性；而信贷配给制度则诱发了频繁的“寻租”行为，加剧了社会腐败现象的滋生。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信贷配给并非完全依据政府产业政策，而是根据借款者的资金和信誉情况、私人交往或友谊，甚至是借款者支付回扣的多少来分配资金流向。这样一来就会使企业之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去争取优惠的信贷资金而不顾企业内在价值的提高。

鉴于上述弊端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不断冲击，西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历了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发展期后，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解除利率管制，放松金融约束。在我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弊端也已经日益凸现，并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发展。为此，放松利率管制，实现利率市场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三）中国现行利率体制问题的条线透视

1、利率形成的非市场化

在西方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不直接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而是参照货币市场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通过制定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存款准备金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等，来影响市场利率水平，进而影响全社会投资与消费的冷热。

但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利率的形成主要受制于政府的政治经济意图，政府不仅规定了利率的总体水平，而且还规定了各种利率的具体水平（即规定了利率结构），并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严格管制，使利率严重地表现为“非市场化”：何时需要调整利率、调整幅度多高、利率浮动范围多大，都由国家统一规定——这种利率管理模式实际上仍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各地都遵循统一的利率政策，不能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和资金供求状况的差异灵活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家制定的利率政策。这种情况使得利率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调节作用受到许多限制，并由此而削弱了我国分层次宏观调控的效果。

长期以来，从商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存贷利率到居民、企事业单位在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从活期利率到定期利率，从短期利率到长期利率，都无一例外地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这就意味着无论银行的管理水平差别有多大，它们拿到市场上出售的产品价格都。这则使我国的银行体系大多处于非竞争状态。而且由行政指令决定的利率一经确定下来，就长时间保持不变，不再调整商业银行和非金融机构都必须规行矩步，奉命唯谨，严格执行政的指令性利率。这就使利率长期处于“死杠杆”状态并停滞在较低水平上缺乏主动灵活的调节机制。虽然按照央行的规定，各商业银行和基层行在一定幅度和范围内享有利率的浮动权，但在实际执产过程中，往往由于上级银行对利率浮动权限的截留，再加上地方政廉的行政干预，使得利率浮动权对于基层行而言往往有名无实，因而这就谈不上实行市场浮动利率了。

人民银行在确定利率时往往逾越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制定利率水平，它不是根据社会资金运用的实际情况，而是侧重于央行、财政、商行、企业和个人等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上，甚至把利率调整当作减轻企业负担及国有企业解困的工具。在理论上由中央银行依据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社会资金平均利润率、物价水平、企业与银行的盈利水平及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等经济指标确定，但这些指标有时候很难精确预测，有时也会带有一定的时滞效应，因此很容易产生信息失真情况。这些因素使得人民银行在确定利率时，主观上带有盲目性，难以真正体现市场均衡，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资金的运用效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人民银行经常采用的是“试错法”，即先调整再看效果，不行再重新调整，这种调整因为加进了许多人为的因素，所以如果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其利率水平的确定就必然会出现错误。另外，我国利率的调整往往滞后于物价上涨，调节的方式是强制被动式，这种调节方式偏离了调节目标，割断了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的联系，极大地削弱了利率的调节功能，造成了利率水平确定的不科学。

迄今为止，我国的利率管理体制仍未从根本上摆脱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利率政策和利率改革很少考虑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去引导资金流向、调节资金配置。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背弃了市场经济原则，难以通过利率手段去激励商业银行增加信贷供给，使实际利率的变动不能真实地反映资金的供求关系，从而改变资金需求量和需求结构，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自动地趋于均衡，既不利于资本形成数量的增加，也不利于资本形成质量的提高。尽管对于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人企业来说，利率的变动直接关系其融资成本和预期利润率的高低，因而对其投资有较强的约束，但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则基本不起作用，而且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变化也缺乏应有的敏感度，而这三种投资主体的投资则占了整个投资的绝大部分，因而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现行的利率机制不利于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2、央行利率决策的非独立性

在中国目前的利率管理体制下，利率水平的决定、差别利率政策的制定等都由政府严格控制，表现出高度的计划性和封闭性。从表面上来看，利率水平是由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我国在调控利率方面似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方便，用不着通过其他货币政策手段的操作，只要中央银行和国务院同意调整利率，就能实现利率目标，并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对利率变化产生反应。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中央银行只享有一定比例的利率浮动权，缺乏操作利率杠杆的自主性，而商业银行则只能够执行现行的利率制度，基本上没有自由浮动的权利。

根据我国现行的《人行法》，我国真正的利率决策权即利率变动权，不在于管理国家金融事业的中央银行，更不在于直接经营金融业务的基层银行，而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即国务院。具体来说，目前我国利率水平的决定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作出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政府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计委、经贸委、财政部）和学术界等组成，委员会成员由国务院总理任命，主席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研究货币政策的重大事宜和货币供应、利率、汇率政策等，向国务院提出建议。由此可见，中国利率政策的决定并非由中央银行自主作出，而一般是由企业主管部门、商业银行、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等各个利益集团经过多方谈判、博弃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其最终决定权在国务院。货币政策委员会何时开会、议题如何并未提前予以公布，对于决策的依据也未以公报的形式对外予以解释，决策的透明度不够，不利于人们分析研究未来利率变动的趋向。而且，由于有关方面在认识上更多注重的不是其经济调节功能，而是利率的利益分配功能，而各部门的利益往往又是矛盾的，因此这种协商在反复讨价还价中难以达成一致，出台的利率调整方案也往往错过了适宜的时机。如果考虑到利率政策以外的时滞，我国的利率调整更是明显滞后。显然，这种利率管理制度过于集权、僵化呆滞，无法反映市场资金供求实际变动的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率随行就市、发挥利率杠杆作用的要求。

3、利率政策目标的错位

在我国现行利率制度存在的许多缺陷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利率政策目标的错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率作为经济杠杆的功能蜕化了，利率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服务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例如，对私营经济的贷款利率要高于对国营经济的贷款利率，这主要是为了有利于促进私营经济的改造，有利于增强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对农村合作经济的贷款利率低于对国营经济的贷款利率，这是为了有利于促进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对现金实行管理，对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的企事业单位进行贷款利率优惠，这是为了取缔商业信用，有利于将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等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利率作为经济杠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率调节的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盯住通货膨胀，二是调节利益分配，三是优化资源配置。但是在这三者目标中，由于对利率杠杆优化资金资源配置的功能认识不足、手段不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用于调节宏观经济，但决策当局最重视的还是把利率用于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调节利益分配，主要是权衡企业、银行、财政等部门的利益，特别是利率水平的确定总是服从于资金需求，首先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以控制贷款利率于低水平来减轻企业负担，因而其实质上就是把利率政策当作财政手段来使用，当作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工具——如 1996年下调利率就是解决企业的亏损问题。这种方法完全背离了价值规律及资金供求关系的要求，很难说有几分科学性。事实上，目前我国以降低企业利息负担为目标的利率调整方式，既不利于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也不利于国有经济部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从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出发考虑利率水平变动，利率才能发挥其作为间接宏观调控重要工具的作用。

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其中央银行利率变动的着眼点是整个宏观经济状况，如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目标主要是维持社会供求平衡，避免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而并非针对“股市价格的上扬”，更不是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问题。

实际上，利率的政策目标从短期来看应该是调节经济变量，保持宏观经济的良好运行，从长期来看则应该转移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上来——如果将其用于调节经济关系和利益分配，就会像俗话所说的“斩不断，理还乱”。

4、低廉利率政策和制度效率的低下

在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和需求管理政策中，利率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利率通过直接影响储蓄、投资和货币需求，会极大地影响公共部门的收支，影响总需求、产量和就业，并会对国际收支差额发生重要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国中，由于利率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主要是靠行政措施调节，因此利率高低的选择便成了决策当局一个重大的决策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采用将利率限制在低水平或者负实际利率的水平上的做法，并且长时期不变。

利率既然是金融商品的价格，那么就要同其他商品价格保持基本平衡。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的利率不仅管得太死、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而且为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直实行低利率政策。建国初期，我国以低利率支持国民经济的恢复是完全必要的，但以后在长期计划经济习惯势力的影响下，片面强调低息政策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忽视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使得利率水平不断下降。如从1959年起，所有贷款利率的月息都降为6％，主要储蓄种类减为三种，其利率分别为卫．8％、3％、4％。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利率经过了多次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调整的幅度也没有改变利率水平偏低的实质，致使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负利率现象一再出现——仅1985—1994年十年间就有6年出现负利率，1986年负利率高达一12．14％——而负利率的出现则又导致了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行为的变更与扭曲。

随着利率管制所带来的弊害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应该还利率以市场的本来面目。现行的逾越资金市场直接行政规定利率高低的计划利率管理体制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因而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利率形成的市场化，在整个社会资金的运动过程中，建立一个在国家间接调控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核心，以市场利率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利率管理体制、利率形成机制、利率结构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

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中央银行按照资金供求状况及时调整基准利率，并允许商业银行存贷利率在规定的幅度内自由浮动。”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存、贷款利率上下限，进一步理顺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有价证券利率之间的关系；各类利率要反映期限、成本、风险的区别，保持合理利差；逐步形成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这一改革安排，大体勾画出了我国利率改革的一个框架，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指导思想。

（四）利率币场化的内涵及其延伸

1、利率市场化的内涵

所谓利率市场化，是指中央银行放松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直接控制，把利率的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主体自主决定利率，中央银行则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率、再贷款率以及公开市场买卖有价证券等间接调控手段，形成资金利率，使之间接地反映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利率市场化是指由资金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利率水平，政府放弃对利率的直接行政干预。

利率管理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管理当局或中央银行利率管理的权限、范围、程度和总和措施及利率传导机制，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利率市场化是相对于利率管制而言的。在利率管制情况下，利率由央行统一制定。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根据资金供求和本身资金的运营情况自主地确定存贷款利率及各种金融资产的利率。而在利率市场化情况下，利率则是由各个金融机构根据金融市场供求状况和央行的指导性信号，自主地确定利率大小和调整利率的时机，央行只是通过预定年度货币政策计划，制定和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其他指导性窗口等，借助货币市场的内在运行机制，向金融机构传导央行的信贷、利率政策信号，从而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

因此，利率市场化主要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利率管理体制在由国家制定井管制利率向央行管理下市场利率体制转变过程中，政府逐步放弃金融压制，培育和创新市场主体，健全和完善金融市场交易规则，逐步放松直至取消利率管制的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行在央行的计划指导和宏观控制下，利率由借贷双方根据资金市场供求状况来自主决定，从而形成央行管理下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市场均衡利率。央行的计划指导是指央行通过预定年度货币政策计划，制定和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等基准利率， 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及其他指导性窗口等来对市场利率进行指导央行的宏观控制是指央行依据金融法律、法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 对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进行金融监控。

利率市场化有着丰富的内涵，至少应包括金融交易主体享有采率决定权、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送择、中央银行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等方面的内容 ：

1．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利率是货币金融商品的价格，由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所决定。所以，利率市场化的真正含义是指在利率管理机制上，要赋予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当充分的自主权，而不是传统的集中指令管理，把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决定权交给市场，由市场上资金的供求状况来决定市场利率，市场主体可以在市场利率的基础上根据不同金融交易各自的特点自主决定利率。金融交易主体应该有权对其资金交易的规模、价格、偿还期限、担保方式等具体条款进行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的方式可能是面谈、招标，也可能是资金供求双方在不同客户或者服务提供商之间反复权衡和选择。

2．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应由市场自发选择

同任何商品交易一样，金融交易同样存在批发与零售的价格差别。但与其不同的是，资金交易的价格还应该存在期限差别和风险差别。利率计划当局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对利率的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进行科学的测算。相反，金融交易的双方应该有权就某一项交易的具体数量（或称规模）、期限、风险及其具体利率水平达成协议，从而为整个金融市场合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利率数量结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3．同业拆借利率或短期国债利率将成为市场利率的基本指针

显然，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市场利率比计划利率档次更多，结构更为复杂，市场利率水平只能根据一种或几种市场交易量大、为金融交易主体所普遍接受的利率来确定。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同业拆借利率或者短期国债利率是市场上交易量最大、信息披露最充分从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市场利率，它们将成为制定其他一切利率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衡量市场利率水平涨跌的基本依据。

4．政府（或中央银行）享有间接影响金融资产利率的权力

利率市场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利率的形成机制问题，即利率的形成应该由市场而不是政府或一国的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来决定。但是，利率市场化并不排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不是主张放弃政府的金融调控，正如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宏观调控一样，在整个利率管理中也仍有一定程度的国家控制和干预成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央银行在放松对商业银行利率的直接控制的同时一般加强了间接调控，通过制定和调整再贴现利率、再贷款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手段形成资金的利率，间接地反映货币当局的政策意图。例如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资金供求格局，从而间接影响利率水平；或者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商业银行资金成本，从而改变市场利率水平。在金融调控机制局部失灵的情况下，可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进行适当方式和程度的窗口指导，但这种手段不宜用得过多，以免干扰金融市场本身的运行秩序。

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利率市场化可被动态地看做是从现行单一的计划利率机制向国家宏观调控和限制下的市场利率机制方向变化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市场机制在信用资金价格决定上的基础作用，由此形成以基准利率为中心、市场利率为主体，既有国家宏观调控功能，又具有市场自我调节功能的一种利率管理系统，从而调节社会信用资金供求，并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就利率市场化的政策定位而言，我国市场化的利率体系应形成以央行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为基准利率，以国债利率和同业拆借利率为基础利率，以商业银行存款利率为主体、其他金融机构利率为补充，由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决定的利率体系。

（五）利率市场化与市场利率

利率市场化从形式上来讲，是将利率的决定由政策实施的强制管制交还回市场，但就本质而言，利率市场化实际上是将利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价格信号。研究利率市场化，离不开对市场利率这一基本概念的正确认识。

市场利率是一个与法定基准利率相对应的概念，是由资金供求双方达成的一种利率。市场利率是一种随行就市、完全放开的利率，与目前的银行利率相比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客观性和灵活性。

首先，市场利率是市场上资金供求关系客观的、真实的反映，它具有自发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功能．能不断地调整和实现社会经济结构的优化组合。其次，市场利率随着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而灵敏地发生变动，引导作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货币资金按照价值规律进行运动，发挥其择优机制的功能，从而实现资金流动的高效合理性。市场利率的客观性和灵活性能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可靠的参照系，并可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更加有效，更富有约束力。

市场利率作为由市场决定的利率并不取决于个别市场参与者的意志，而是取决于整个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市场竞争充分，则任何单一的经济主体都不可能成为利率的单方面制订者，而只能是利率的接受者。因此，市场利率是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利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利率是影响个别利率、确定个别利率的基准，个别市场交易中的利率并不一定是市场利率，而脱离市场利率的个别利率则不能算是市场利率。

现在人们对市场利率的认识往往容易进入误区，认为只要是市场上的利率就是市场利率，实行市场利率，就可以想怎么定就怎么定。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被人们承认和接受、不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个别利率，不能算作市场利率。当然，不同档次的借贷活动有不同的市场利率，而不同档次的市场利率又总要”以不同的个别利率体现出来，例如一年期贷款的市场利率是9％，这只是基准性质的利率，银行在对企业贷款时将会根据告贷企业的信誉等级、贷款的风险大小等具体情况在9％上下确定一个利率，这个个别利率当然是市场利率，它与个别交易中根本不受市场利率制约、与市场利率没有内在联系的利率并非同一回事。

现行的浮动利率既是官定利率的组成部分，又带有市场利率的成分。这具体是指在央行确定的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在规定的幅度内，利率水平可以在一定的百分比内浮动，以发挥利率在促进企业经营管理、节约资金使用、提高经济效益等方面的作用。

五：国控河南流向系统是什么？

最佳答案国控河南流向系统是国控河南流向系统。

2012年8月投入使用的国控河南物流中心投资2.5亿人民币（一期），建设内容包括19000多平方米的物流中心（其中冷库面积1500多平方米）和6000多平米的办公大楼，物流设备配置为国内最先进的，与国际接轨的一流技术。

包括：24米立体库，6巷道全自动堆跺机、电子标签拣选系统、RF无线射频系统、复核分拣系统，高速出库分拣系统，车辆管理信息系统，配送管理信息系统。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系统设备，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使用世界第一品牌美国曼哈顿MA系统，物流中心货物进销存，全部用信息系统和自动化设备进行控制，真正做到无纸化操作。

国药河南物流中心建成之后，可储存货物24多万件，2万多个品批，配送半径500公里，支持国药控股河南公司销售近100个亿。将成为河南省乃至中部六省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医药中心，成为国药分销—物流网络在中原地区的中心节点，和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洛阳物流中心，商丘、安阳、南阳和平顶山配送中心一起组成一个辐射全河南省，无缝链接的医药物流网络。

六：内控失败的国有企业有哪个

最佳答案近年来，国内企业的重大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整体来看，突出有三类重大风险：一是多元化投资，二是金融工具投机，三是生产安全事故。

撇开生产安全事故不说，前两类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大特点：一是风险发生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巨大，动辄就会使企业“伤筋动骨”；二是同类事故在大型国有企业时有发生。

鉴于此，我们称此两类风险为大型国有企业典型的高风险业务。

下面我们通过案例对此两类重大风险做深入分析。

1.多元化投资

（1）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

从1992年开始，三九企业集团在短短几年时间里，通过收购兼并企业，形成医药、汽车、食品、酒业、饭店、农业，房产等几大产业并举的格局。

但是，2004年4月14日，三九医药（000999）发出公告：因工商银行要求提前偿还3.74亿元的贷款，目前公司大股东三九药业及三九集团（三九药业是三九集团的全资公司）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权已被司法机关冻结。

至此，整个三九集团的财务危机全面爆发。

截至危机爆发之前，三九企业集团约有400多家公司，实行五级公司管理体系，其三级以下的财务管理已严重失控；三九系深圳本地债权银行贷款已从98亿升至107亿，而遍布全国的三九系子公司和控股公司的贷款和贷款担保约在60亿至70亿之间，两者合计，整个三九系贷款和贷款担保余额约为180亿元。

三九集团总裁赵新先曾在债务风波发生后对外表示，“你们（银行）都给我钱，使我头脑发热，我盲目上项目。”

案例简评：三九集团财务危机的爆发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原因：（1）集团财务管理失控；（2）多元化投资（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扩张的战略失误；（3）集团过度投资引起的过度负债。

另外，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金融体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盲目投资、快速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华源集团成立于1992年，在总裁周玉成的带领下华源集团13年间总资产猛增到567亿元，资产翻了404倍，旗下拥有8家上市公司；集团业务跳出纺织产业，拓展至农业机械、医药等全新领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企大系”。

进入21世纪以来，华源更以“大生命产业”示人，跃居为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但是2005年9月中旬，上海银行对华源一笔1.8亿元贷款到期；此笔贷款是当年华源为收购上药集团而贷，因年初财政部检查事件，加之银行信贷整体收紧，作为华源最大贷款行之一的上海银行担心华源无力还贷，遂加紧催收贷款；从而引发了华源集团的信用危机。

国资委指定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对华源集团做清产核资工作，清理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9月20日，华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的净资产25亿元，银行负债高达251.14亿元（其中子公司为209.86亿元，母公司为41.28亿元）。

另一方面，旗下8家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合计高达73.36亿元，即这些上市公司的净资产几乎已被掏空。

据财政部2005年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报披露：中国华源集团财务管理混乱，内部控制薄弱，部分下属子公司为达到融资和完成考核指标等目的，大量采用虚计收入、少计费用、不良资产巨额挂账等手段蓄意进行会计造假，导致报表虚盈实亏，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案例简评：华源集团13年来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支撑，在其日益陌生的产业领域，不断 “并购－重组－上市－整合”，实则是有并购无重组、有上市无整合。

华源集团长期以来以短贷长投支撑其快速扩张，最终引发整个集团资金链的断裂。

华源集团事件的核心原因： （1）过度投资引发过度负债，投资项目收益率低、负债率高，说明华源集团战略决策的失误；（2）并购无重组、上市无整合，说明华源集团的投资管理控制失效；（3）华源集团下属公司因融资和业绩压力而财务造假，应当是受到管理层的驱使。

（3）澳柯玛大股东资金占用

2006年4月14日，G澳柯玛（600336.SH）发布重大事项公告：公司接到青岛人民 ***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青岛澳柯玛集团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处置事项的决定》，青岛市人民 *** 将采取措施化解澳柯玛集团面临的困难。

至此，澳柯玛危机事件公开化。

澳柯玛危机的最直接导火索，就是母公司澳柯玛集团公司挪用上市公司19.47亿元资金。

澳柯玛集团利用大股东优势，占用上市子公司的资金，用于非关联性多元化投资（包括家用电器、锂电池、电动自行车、海洋生物、房地产、金融投资等），投资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

资金链断裂、巨额债务、高层变动、投资失误、多元化困局等众多因素，使得澳柯玛形势异常危急。

澳柯玛症结并非仅仅是多元化投资下资金问题，关键问题还有自身的管理模式，是鲁群生近17年的家长式管理模式。

鲁群生在特定环境中创业成功，然而在扩张中缺乏应有的风险意识，澳柯玛近亲繁殖任用领导现象是企业对市场缺乏应有的敏感度。

案例简评：扩张几乎是每个企业追求的目标。

而同在青岛的三家家电集团（都是上市公司）却有不同的选择：海尔的扩张基于品牌战略；海信的扩张基于技术突围；而澳柯玛的扩张却选择了不相关多元化道路。

“发散型的多元化扩张，不但没有让澳柯玛做大作强，发而使其一盘散沙”。

澳柯玛集团大额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其非相关多元化投资；然后频频发生的投资失败和管理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也把集团风险也转嫁给上市公司。

应当说，造成澳柯玛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层投资决策失误、投资监管不到位、管理能力不足的综合因素造成的。

（4）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案例，简单归纳如下：多元化投资引发资金链断裂的重大风险，其主要原因是决策失误、非主业/非相关性投资、快速扩张、过度负债等。

这三家大型国有企业，都是通过多元化投资实现快速扩张的，又是以高度依赖借款支撑其快速扩张的，最终引发了整个集团危机。

应当说此类操作模式及其风险发生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并不鲜见：比如1997年日本发生的八百伴（YOHAN）破产案（日本战后最大的一宗企业破产案）；又比如2004年国内发生的德隆系崩溃案。

企业多元化投资，包括非主业投资和非相关性投资，是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领域，企业往往对其认识模糊，容易引发决策失误；另外，高度依赖借款投资，是引发风险发生的重大诱因。

也即多元化投资伴随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都很大，因而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会很大。

尤其在中国，金融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纵容和资本市场监管不力，都提高了此类风险发生的概率。

另外，多元化投资风险很多都归因到决策失误，尤其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出现强势个体领导时，特别容易受到领导个人权威的影响，使个人决策代替或凌驾于集体决策，致使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金融工具投机

（1）中航油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油）是中国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公司；是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企业。

中航油于2004年由于石油衍生品交易导致5.54亿美元的亏损；被迫于2004年11月30日向新加坡高等法院申请债务重组。

而之前，中航油曾被评为2004年新加坡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中航油成立有风险委员会，还曾聘请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编制了公司的《风险管理手册》和《财务管理手册》；风险管理手册明确规定，损失超过500万美元，必须报告董事会。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航油自2003年开始做油品套期保值业务。

但总裁陈久霖擅自扩大业务范围，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

陈久霖一直独立于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班子的领导之外，集团公司派出的财务经理两次被换，集团公司却没有约束办法。

陈久霖和日本三井银行、法国兴业银行、英国巴克莱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和新加坡麦戈利银行等在期货交易场外，签订了合同。

陈久霖买了“看跌”期权，赌注每桶38美元；但是没想到国际油价一路攀升。

中航油从事石油期权交易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致使中航油在清算时造成账面实际损失和潜在损失总计约5.54亿美元。

2005年6月3日，普华永道发布了有关中航油巨额亏损的最终调查报告。

报告认为以下因素单独或共同的造成了公司在期权投机交易上受到损失：（1)后来被证明从2003年3季度开始的对油价走势错误的判断；（2)不想在2004年披露损失；（3）没有按照行业标准对期权仓位进行估值；（4）没有正确的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上记录期权组合的价值；（5）缺乏针对期权交易的适当的及严格的风险管理规定；（6）公司管理层有意违反本应该遵守的风险管理规定；（7）整个董事会，尤其是审计委员会，就公司投机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未能完全履行各自的职责。

案例简评： 中航油从事场外石油期权投机是我国 *** 明令禁止的。

国务院1998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发布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

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发布《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对从事金融衍生业务操作来看，中航油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还只是个新手；直接与国际大型基金进行对垒，无疑“以卵击石”。

中航油事件最突出表现在“管理层凌驾”，导致监控机制的失效；直接抵触了内部控制的经营合规性目标和报告可靠性目标。

其违规之处有三点：一是做了国家明令禁止不许做的事；二是场外交易；三是超过了现货交易总量。

其报告不可靠表现在：从事期权场外交易没有在财务报告上披露，也没有直接向母公司汇报。

（2）南方航空的委托理财

南方航空集团公司2004年7月间曝出的巨额委托理财投资损失；随后，国家审计署广州特派办对南方航空实施了专项审计；广东证监局也在2005年10月对南方航空股份公司进行了检查。

2004年绩效考核的179家中央企业中，南航集团由于重大财务违纪事件，从B级降至了C级。

2006年4月底，在香港、纽约和上海三地上市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宣布，2005财年巨亏17.94亿元人民币；公司将其归结为航空燃油价格持续暴涨，以及近年收购北方航空、新疆航空两家公司导致的费用攀升；但这显然难以说服市场。

南方航空集团属于国有大型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备良好的信誉凭证，不用任何抵押即可以从每个商业银行获得10至20亿元的贷款。

用银行的钱来进行投资理财，确实是赚钱的商机。

南航集团从2001年就开始进行委托理财业务；与南航集团有过委托理财业务的有汉唐证券、中关村证券、世纪证券。

南航集团调集巨额资金乃至账外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仅流向深圳世纪证券公司的委托理财资金即达12亿元。

南航给世纪证券的委托理财资金基本上被世纪证券用于重仓持有南航集团旗下的南方航空(600029.SH)。

南方航空2003年7月25日上市，当时因“非典”的影响，南方航空上市首日收于3.88元，是四大上市航空公司中股价最低的。

世纪证券在此低位入货，3个月不到，南方航空从4.2元上涨到6.8元，升幅超过60％，世纪证券也获得了丰厚的账面利润。

但随后，在油价不断攀升的压力下，航空股开始萎靡不振，世纪证券因此损失惨重。

从世纪证券账面上看，南航委托理财的12亿资产已经无法偿还。

也正是由于对南航所形成的巨大债务压力，世纪证券被迫走上重组之路。

世纪证券无力归还南航集团12亿元委托理财中的7.15亿元，南航集团无奈只得将其实行债转股。

2005年8月，南航集团副总裁兼上市公司董事彭安发、南航集团财务部部长的陈利明因涉嫌违法，先后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2006年3月二人被广东省反贪局移交广州市检察院起诉。

2006年10月16日，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原财务部部长陈利民因涉嫌挪用、贪污、受贿等罪，接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开庭审。

据检察机关侦查证实，2001年8月至2005年5月，陈利民利用经办委托理财的职务便利，采用先办事，后请示或不请示；只笼统汇报理财收益，不汇报合作对象或隐瞒不报等方式，大肆超范围地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已侵吞集团部分理财收益，收受回扣；超权限地从银行贷款供个人、朋友注册公司、经营所用；收受汉唐证券、世纪证券、姚壮文贿赂近5400万元，挪用公款近12亿元，贪污公款1200多万元。

案例简评：南航集团的委托理财业务，实际上是南航集团用自己的钱，借助于证券公司进行操作自己的股票。

从法律法规方面来说，不论是国有资金入股市炒股，还是利用自有资金操作自己股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说，南航集团几十亿的委托理财业务集中于公司2-3个人的运作，企业决策层、党委、内部审计监管没有跟上，虽然不能肯定存在管理层纵容，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对重大投资监控不到位；个人收受贿赂、挪用和贪污公款，反映了关键人员的道德败坏和企业基本内部控制的缺失或管理层凌驾等问题。

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也为这种现象提供了便利。

（3）国储局的铜期货投机

2005年11月13日开始外电纷纷披露，中国国储局一名交易员刘其兵在LME（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市场上通过伦敦金属交易所场内会员SEMPRA，在每吨3000多美元的价位附近抛空，建立空头头寸约15万至20万吨。

这批头寸交割日在12月21日。

但自9月中旬以来，铜价每吨上涨约600多美元，这些空单无疑已经造成巨额亏损，而该交易员刘其兵则神秘失踪。

国储局的交易对手包括斯迈尔金属公司、瑞福期货、伦敦标准银行、巴克莱银行、曼氏集团、AMT、萨顿公司、以及一家总部在法国里昂的基金公司。

国储局选择了部分交割，即向伦敦交易所交付5万吨现货铜，其余15万吨的空单展期到远期。

市场人士指出，国储目前以3.7亿元左右的亏损，换得了短期的风平浪静；但是与国际基金的对决还将继续，最后的结局还没有出现，不排除基金再度逼仓的局面出现。

在国储铜事件上，同样是普通的调节中心的交易员，一边为中心做交易，一边为自己建立了多达20万吨的头寸，严重被套且长时间没人发现；另外，交易行为由原来的两个岗位变成由刘其兵一个人操控。

案例简评：国家物资储备是国家直接建立和掌握的战略后备力量，是保障国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事实上，当国储局从负责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向投机赚钱的方向转变时，它就已经开始背离其固有的职责。

同中航油期权投机案一样，同样是小角色、新手的国储局，与国际基金大谔对垒，显然不是其的对手。

吴其兵进行投机性铜期货操作，显然有悖于国家相关法规规定的限于套期保值业务。

对于重大的期货业务交易由一个人操控，严重违反了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不相容职务分离）；另外，一起跟进的与公司业务相当的“老鼠仓”，说明关键交易员存在严重的道德败坏。

（4）3个案例的归纳与分析

3个案例简单归纳如下：投机心理、监管不到位、关键人士的道德风险，是引发金融工具投机风险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还是个新手，以投机为目的金融工具交易，势必会成为国际金融大鳄的“盘中餐”。

当然，中国企业从事金融工具的案例比起1995年巴林银行破产案（股指期货投机亏损14亿美元）、1996年住友商社巨亏案（铜期货投机亏损26亿美元）和1998年美国长资公司破产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进行俄罗斯国债和日本股指投机亏损43亿美元），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但是，单单中航油的损失，已经是国资委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其实早在1997年株洲冶炼厂就因为进行锌期货投机，造成亏损1亿美元。

然而，同样的事件在2004年、2005年重新上演。

虽然我国 *** 多次强调国有企业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仅限于套期保值，但是国有企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行为屡有发生；核心原因还是投机心理和缺乏监管。

因此，为降低国有企业金融工具投机风险，一定要加强金融工具投资的监管和相关业务操作的内部控制。

3．结合案例看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控制

2006年7月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非主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控制在10％以下；自有资金占总投资的比重一般在30％；总投资规模不能超出企业财务承受能力，企业资产负债率要处于合理水平。

2006年10月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07年度中央企业财务预算工作的通知》，特别强调：央企要加强对外投资、收购兼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股票、委托理财、期货（权）及衍生品等投资业务的风险评估和预算控制，及时跟踪和评测高风险业务的风险水平。

从国资委的相关规定和案例可以看出，多元化投资和金融工具投机确定为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是确切的。

因为，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获取从事高风险业务的资金更容易，获得金融工具交易资格（尤其是境外期货、期权）也更有先天优势；另一方面此两类业务风险的发生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

为了防止大型国有企业的高风险业务发生，企业应当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控制：

（1）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

收益与风险是共存的。

建立正确的风险文化和意识，就是要不能因为强调利润和规模增长，把业绩提高依赖于高风险业务，而忽视从事高风险业务的高风险性。

（2）完善高风险业务控制制度，并加强监督检查

现在大型国有企业涉及到高风险业务的管理制度比较少，因为这些业务涉及到决策，又多属于新兴业务。

另外，国有企业普遍缺乏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从而也导致制度严肃性和权威性的丧失。

主要的原因有企业领导人不重视内部控制和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力量薄弱等。

（3）完善法人治理，建立决策者的制衡机制

大型国有企业管理的行政色彩比较浓，法人治理没有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还比较严重，管理层独断专行是导致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

大型国有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战略决策风险；一方面表现在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战略风险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4）加强国资监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要做到“管资产、管人、管事”，但是国资委对对国有企业的监管还比较落后。

主要原因是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管的技术和手段还比较落后，比如还没有建立一套可行的风险预警机制。

七：铜价涨至九年新高，导致铜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最佳答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铜消费国，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铜进口国，2006年我国电解铜消费量390万吨，对外依存度达70%。

温馨提示：解释仅供参考，不作任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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