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国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哪些限制

财经知识的学习和应用需要注重资产配置能力的提升。投资者们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合理配置不同类型的资产，以实现长期的投资回报。天成财经将带你了解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立法原则，希望你可以从中得到收获并且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本文提供以下多个参考答案，希望解决了你的疑问：

• 1、外资，国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哪些限制
• 2、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
• 3、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
• 4、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特点是什么？
• 5、有限合伙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可以有两个普通合伙人

问题一：外资，国资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哪些限制

答外商投资基金管理企业的设立、运营问题：

(1)可否允许在华注册的外商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和内资投资基金管理企业，依法面向特定的外国企业或者个人(简称“境外LP”)募集设立有限合伙制的外资股权基金。

1、是否将境外LP的出资比例限定在基金认缴资本总额的一定比例(例如50%)以下;

2、境外LP是否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

3、募集设立外资股权基金的外商投资基金管理企业和内资投资基金管理企业是否需要具备特殊的资质条件。

中外合作各方通过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的企业。其主要法律特征是：外商在企业注册资本中的份额无强制性要求；企业采取灵活的组织管理、利润分配、风险负担方式。故此种合营称为契约式合营。

扩展资料：

主要法律法规：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而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的，至今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体系，其中重要的法律。

法规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等。除此之外，外商投资企业的主管部门(商务部)和相关部门(主要是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还颁布了大量的部门规章。

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及其《补充规定》、《关于举办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中外合资企业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审批原则和审查要点》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外商投资企业

问题二：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

答投资退出是私募股权投资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盈利的重要环节。投资的退出需要借助资本经营手段来完成。一般而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有三种方式，即首次公开上市(IPO)、股权出售(包括回购)及企业清算。公开上市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佳的退出方式，可以使资本家持有的不可流通的股份转变为上市公司股票，实现具有流动性的盈利；股权出售则包括股权回购、管理层收购和其他并购方式；企业清算则是在投资企业未来收益前景堪忧时的退出方式。

1．首次公开上市

首次公开上市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向往的退出方式，它可以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人和被投资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史中，IPO拥有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录。在美国，成功IPO的公司中很多都有私募股权投资的支持，如苹果、微软、雅虎和美国在线等全球知名公司；国内的例子有分众传媒、携程网和如家快捷等，这些企业的上市都给投资带来了巨额的回报。当然，企业管理层也很欢迎这种退出方式，因为它表明了金融市场对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的认可，又维持了公司的独立性，同时还使公司获得了在证券市场上持续融资的渠道。但是，IPO退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项目公司IPO之前的一两年，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将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财务状况和发展战略等信息向外公布，使广大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以期望得到积极评价，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股价被低估。相比于其他退出方式，IPO的手续比较繁琐，退出费用较高，IPO之后存在禁售期，这加大了收益不能变现或推迟变现的风险。

2．股权出售

股权出售是指私募股权投资将其所持有的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其他人，包括二手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整体转让给其他战略投资者、所投资企业或者该企业管理层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手中赎回股权(即回购)。选择股权出售方式的企业一般达不到上市的要求，无法公开出售其股份。尽管收益通常不及以IPO方式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往往也能够收回全部投资，还可获得可观的收益。在德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融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退出渠道也因此被限定于股权回购和并购，这两种退出方式与IPO相比，投资者获得的收益较少。同样，日本的大部分融资渠道都是银行，和德国一样面临着退出渠道受限和控制权配置的问题。

3．企业清算

企业清算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企业无法继续经营时通过清算公司的方式退出投资，这是投资退出的最坏结果，往往只能收回部分投资。清算包括自愿性清算与非自愿性清算两种形式，自愿性清算指当出售一个公司的资产所得超过其所发行的证券市场价值时，清算对股东来说可能是最有力的资产处置方式；非自愿性清算是指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公司发生严重的财务危机而不得不出售现有资产以偿还债务，由清算组接管，对企业财产进行清算、评估、处理和分配。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从发现项目、投资项目、到最后实现盈利并退出项目需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在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多风险，如价值评估风险、委托代理风险和退出机制风险等，投资机构需要对这些风险进行管理。

1．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

在私募股权投资中，由于存在较高的委托代理成本和企业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较高的风险。其风险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价值评估带来的风险

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过程中，对被投资项目进行的价值评估决定了投资方在被投资企业中最终的股权比重，过高的评估价值将导致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但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流动性差、未来现金流入和流出不规则、投资成本高以及未来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的价值评估风险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直接风险之一。

(2)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风险

这一点对科技型企业具有特殊意义，私募股权投资尤其是创业风险投资看重的是被投资企业的核心技术，若其对核心技术的所有权上存在瑕疵(如该技术属于创业人员在原用人单位的职务发明)，显然会影响风险资本的进入，甚至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对于这一风险，企业一定要通过专业人士的评估，确认核心技术的权利归属。

(3)委托代理带来的风险

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主要有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是投资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第二层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

第一层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信息披露要求低，这就不能排除部分不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基金经理暗箱操作、过度交易、对倒操作等侵权、违约或者违背善良管理人义务的行为，这将严重侵害投资人的利益。

第二层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被投资方作为代理人与投资人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这一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制作规范的投融资合同并在其中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来进行防范，如对投资工具的选择、投资阶段的安排、投资企业董事会席位的分配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

(4)退出过程中的风险

我国境内主板市场上市标准严格，对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数额、企业经营业绩和无形资产比例都有严格的要求；中小企业难于登陆主板市场，而新设立的创业板市场“僧多粥少”，难于满足企业上市的需求；产权交易市场性质功能定位不清，缺乏统一、透明、科学的交易模式以及统一的监管，这无疑又为特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增加了退出风险。

2．风险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收益的是高风险。随着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

(1)合同约束机制

事前约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是所有商业活动都会采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风险规避措施。为防止企业不利于投资方的行为，保障投资方利益，投资方会在合同中详细制定各种条款，如肯定性和否定性条款、股份比例的调整条件条款、违约补救条款和追加投资的优先权条款等。

(2)分段投资

分段投资是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有效控制风险，避免企业浪费资金，对投资进度进行分段控制，只提供确保企业发展到下一阶段所必需的资金，并保留放弃追加投资的权利和优先购买企业追加融资时发行股票的权利。如果企业未能达到预期的盈利水平，下一阶段投资比例就会被调整，这是监督企业经营和降低经营风险的一种方式。

(3)股份调整条款

与其他商业活动相同的是，私募股权投资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股份调整条款来控制风险。股份调整是私募股权投资中重要的控制风险的方法，通过优先股和普通股转换比例的调整来相应改变投资方和企业之间的股权比例，以约束被投资企业作出客观的盈利预测、制定现实的业绩目标，同时也激励企业管理者勤勉尽责，追求企业最大限度的成长，从而控制投资风险。

(4)复合式证券工具

复合式证券工具通常包括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可认股债券等，它结合了债务投资和普通股股权投资的优点，可以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分享企业成长。 1．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建设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在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政策法规前后矛盾、针对性不强或模棱两可的情况大有存在。政府可在现存法律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规定，通过对《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规的补充来完善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环境。另外，立法需要在税收问题、投资者进入问题和退出渠道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和规范。以税收制度为例，政府需要完善税收配套制度改变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海外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公司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情况。建议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征收与国内企业一样的税收。对于一些新兴行业及特殊的行业，可以实行税收上的优惠，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入，以推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其市场的积极发展。为鼓励私募股权投资者采取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我国也应该仿效世界各国税收立法的通行做法，严格遵循法律主体资格的原则，只对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营业组织征税，这样就可以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

最近，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已经上报国务院，不久即将出台，这将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法规政策。

问题三：私募股权基金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渠道

答投资退出是私募股权投资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盈利的重要环节。投资的退出需要借助资本经营手段来完成。一般而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有三种方式，即首次公开上市(IPO)、股权出售(包括回购)及企业清算。公开上市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佳的退出方式，可以使资本家持有的不可流通的股份转变为上市公司股票，实现具有流动性的盈利；股权出售则包括股权回购、管理层收购和其他并购方式；企业清算则是在投资企业未来收益前景堪忧时的退出方式。

1．首次公开上市

首次公开上市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最向往的退出方式，它可以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人和被投资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史中，IPO拥有令人骄傲的历史记录。在美国，成功IPO的公司中很多都有私募股权投资的支持，如苹果、微软、雅虎和美国在线等全球知名公司；国内的例子有分众传媒、携程网和如家快捷等，这些企业的上市都给投资带来了巨额的回报。当然，企业管理层也很欢迎这种退出方式，因为它表明了金融市场对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的认可，又维持了公司的独立性，同时还使公司获得了在证券市场上持续融资的渠道。但是，IPO退出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项目公司IPO之前的一两年，必须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将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财务状况和发展战略等信息向外公布，使广大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以期望得到积极评价，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股价被低估。相比于其他退出方式，IPO的手续比较繁琐，退出费用较高，IPO之后存在禁售期，这加大了收益不能变现或推迟变现的风险。

2．股权出售

股权出售是指私募股权投资将其所持有的企业股权出售给任何其他人，包括二手转让给其他投资机构、整体转让给其他战略投资者、所投资企业或者该企业管理层从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手中赎回股权(即回购)。选择股权出售方式的企业一般达不到上市的要求，无法公开出售其股份。尽管收益通常不及以IPO方式退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往往也能够收回全部投资，还可获得可观的收益。在德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融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退出渠道也因此被限定于股权回购和并购，这两种退出方式与IPO相比，投资者获得的收益较少。同样，日本的大部分融资渠道都是银行，和德国一样面临着退出渠道受限和控制权配置的问题。

3．企业清算

企业清算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投资企业无法继续经营时通过清算公司的方式退出投资，这是投资退出的最坏结果，往往只能收回部分投资。清算包括自愿性清算与非自愿性清算两种形式，自愿性清算指当出售一个公司的资产所得超过其所发行的证券市场价值时，清算对股东来说可能是最有力的资产处置方式；非自愿性清算是指公司濒临破产边缘，公司发生严重的财务危机而不得不出售现有资产以偿还债务，由清算组接管，对企业财产进行清算、评估、处理和分配。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项长期投资，从发现项目、投资项目、到最后实现盈利并退出项目需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在整个项目运作过程中存在很多风险，如价值评估风险、委托代理风险和退出机制风险等，投资机构需要对这些风险进行管理。

1．私募股权投资的风险

在私募股权投资中，由于存在较高的委托代理成本和企业价值评估的不确定性，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较高的风险。其风险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价值评估带来的风险

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过程中，对被投资项目进行的价值评估决定了投资方在被投资企业中最终的股权比重，过高的评估价值将导致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但由于私募股权投资的流动性差、未来现金流入和流出不规则、投资成本高以及未来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可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投资的价值评估风险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直接风险之一。

(2)知识产权方面存在的风险

这一点对科技型企业具有特殊意义，私募股权投资尤其是创业风险投资看重的是被投资企业的核心技术，若其对核心技术的所有权上存在瑕疵(如该技术属于创业人员在原用人单位的职务发明)，显然会影响风险资本的进入，甚至承担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对于这一风险，企业一定要通过专业人士的评估，确认核心技术的权利归属。

(3)委托代理带来的风险

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主要有两层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是投资基金管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第二层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

第一层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和信息披露要求低，这就不能排除部分不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或基金经理暗箱操作、过度交易、对倒操作等侵权、违约或者违背善良管理人义务的行为，这将严重侵害投资人的利益。

第二层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道德风险”问题，由于投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被投资方作为代理人与投资人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这就产生了委托代理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可能损害投资者的利益。这一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制作规范的投融资合同并在其中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来进行防范，如对投资工具的选择、投资阶段的安排、投资企业董事会席位的分配等内容作出明确约定。

(4)退出过程中的风险

我国境内主板市场上市标准严格，对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数额、企业经营业绩和无形资产比例都有严格的要求；中小企业难于登陆主板市场，而新设立的创业板市场“僧多粥少”，难于满足企业上市的需求；产权交易市场性质功能定位不清，缺乏统一、透明、科学的交易模式以及统一的监管，这无疑又为特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者增加了退出风险。

2．风险管理

私募股权投资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收益的是高风险。随着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方法。

(1)合同约束机制

事前约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是所有商业活动都会采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风险规避措施。为防止企业不利于投资方的行为，保障投资方利益，投资方会在合同中详细制定各种条款，如肯定性和否定性条款、股份比例的调整条件条款、违约补救条款和追加投资的优先权条款等。

(2)分段投资

分段投资是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为有效控制风险，避免企业浪费资金，对投资进度进行分段控制，只提供确保企业发展到下一阶段所必需的资金，并保留放弃追加投资的权利和优先购买企业追加融资时发行股票的权利。如果企业未能达到预期的盈利水平，下一阶段投资比例就会被调整，这是监督企业经营和降低经营风险的一种方式。

(3)股份调整条款

与其他商业活动相同的是，私募股权投资在合同中可以约定股份调整条款来控制风险。股份调整是私募股权投资中重要的控制风险的方法，通过优先股和普通股转换比例的调整来相应改变投资方和企业之间的股权比例，以约束被投资企业作出客观的盈利预测、制定现实的业绩目标，同时也激励企业管理者勤勉尽责，追求企业最大限度的成长，从而控制投资风险。

(4)复合式证券工具

复合式证券工具通常包括可转换优先股、可转换债券和可认股债券等，它结合了债务投资和普通股股权投资的优点，可以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分享企业成长。 1．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建设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存在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但政策法规前后矛盾、针对性不强或模棱两可的情况大有存在。政府可在现存法律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规定，通过对《公司法》、《证券法》和《合伙企业法》等法规的补充来完善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环境。另外，立法需要在税收问题、投资者进入问题和退出渠道等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和规范。以税收制度为例，政府需要完善税收配套制度改变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在海外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公司导致我国税收流失的情况。建议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征收与国内企业一样的税收。对于一些新兴行业及特殊的行业，可以实行税收上的优惠，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进入，以推动我国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其市场的积极发展。为鼓励私募股权投资者采取有限合伙制组织形式，我国也应该仿效世界各国税收立法的通行做法，严格遵循法律主体资格的原则，只对在法律上具有独立主体资格的营业组织征税，这样就可以解决双重征税的问题。

最近，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已经上报国务院，不久即将出台，这将为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法规政策。

问题四：私募股权投资的运作特点是什么？

答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现在之所以再和大家仔细来谈谈是和股权众筹的兴起分不开的。合伙型私募基金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国内则由于法律方面的原因还存在一些问题，契约型就在某些方面突出了其优势，包括：灵活的退出机制、投资者人数上限等。本文将为您带来关于契约型私募的十大要点问题的详细解答，看看股权众筹是否能在此制度下走得更远。

契约型基金也称为信托型基金，是由基金经理人（即基金管理公司）与代表受益人权益的信托人（托管人）之间订立信托契约而发行受益单位，由经理人依照信托契约从事对信托资产的管理，由托管人作为基金资产的名义持有人负责保管基金资产。

实际上，契约型投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证券投资基金法》调整下的公募基金便是依据契约方式组建，占据着私募投资基金大半壁江山的信托计划、基金公司资管计划、券商资管计划也是如此；而有限合伙仅在PE投资基金和嵌套型投资基金中比较常见。因此，契约型投资模式才是各类基金的常态形式，而公司和合伙企业反倒是基金的一种特别形式。自2014年8月21日证监会出台《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后，契约型投资模式逐渐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

在股权众筹平台设立一项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步骤

1、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领投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制度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设立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和发行私募基金不设行政审批，允许各类发行主体在依法合规的基础上，向累计不超过法律规定数量的合格投资者发行私募基金。但私募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完成管理人的登记和基金的备案工作，即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并成为该协会会员，且在基金募集完毕后，向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此外还要定期更新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有关信息，报送所管理私募基金的投资运作情况和年度财务报告等。股权众筹平台上的领投人向跟投人发行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前，同样需要在基金业协会官网上办理基金管理人的登记手续；基金募集完成后，领投人应向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该契约型股权投资基金。

2、领投人必须满足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的投资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

（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二）投资单个融资项目的最低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单位或个人；（三）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以及依法设立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四）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的单位；（五）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或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上述个人除能提供相关财产、收入证明外，还应当能辨识、判断和承担相应投资风险；（六）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领投人作为单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投资者，理应满足这些条件限制。

3、关于跟投人的合格投资资格

由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监管对象主要是以投资组合为核心内涵的传统基金模式，所以在对合格投资者划定标准时，没有兼顾股权众筹领域”领投+跟投”模式的特殊性，未对合格投资者进行区别对待。《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在此问题上简单套用现行做法，也未区分领投人和跟投人的资格标准，造成标准不仅过高而且不合理的现实困境，实属监管手段和立法技术层面的缺憾。

但在实践中，将领投人与跟投人的合格标准进行分类已经成为各股权众筹平台的普遍做法，且这种区分并不仅限于财务状况的不同，而是围绕各平台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目标对象等参数，制定符合自身定位的合格投资者标准。这种做法显然存在较大的违规隐患，相对现实的选择是，在合格领投人的标准设定上坚持遵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合格投资者的规定，而在合格跟投人的标准设定上适当融入各平台合理的侧重参数，以达到兼顾实际效果与监管原则的目的。

4、领投人与跟投人签订投资协议

仅需通过投资协议中的约定就能确定各方法律关系，是契约型投资模式的最大优势，因此，领投人与全体跟投人签订的投资协议也就成了重中之重。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需要参照《基金法》第九十三条以及《信托法》的有关规定。通过这样一纸契约，领投人与跟投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得以明确，契约型基金得以合法诞生，投资决策、投后管理和退出机制得以确定，利益分配的原则和方式得以体现，领投人的管理费用也得以约定，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契约型私募基金通常都采用类似承包的方式支付给领投人一笔固定的年度管理费用，如果领投人的年度管理费用超过了这笔数额，投资者将不再另行支付。如此重要的法律文件，只有审慎对待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问题，才能确保整个投资计划合法合规地落实到位。

5、领投人、跟投人与股权众筹平台签订托管协议

通常情况下，托管协议是以投资协议中的托管条款的形式存在的，即投资协议由由领投人、跟投人和股权众筹平台共同签订，平台作为托管人的权利义务范围被直接列明在投资协议中；当然也可以经单项契约型投资计划中的跟投人同意，由领投人与平台另行签订托管协议。托管协议签订后，平台应以单项契约型基金名义开立独立核算的银行及证券账户并进行托管，且与其他基金财产账户相独立。

尽管《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私募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合同约定私募基金不进行托管的，应当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即可以通过投资协议排除托管，但托管是将单项投资计划的集合财产与领投人财产相区别的重要方式，如果不进行托管，集合财产很容易被监管层认为与领投人财产混同，进而否定集合财产的独立性，而这对于领投人而言将意味着，投资风险是否能在集合财产与其自有财产之间有效隔离，以及集合财产及其投资收益是否会被视作领投人的财产及收益进行征税，都将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从维护资金安全和保护跟投人利益方面看，契约架构中可设定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三方分离的制度安排，领投人作为受托人可以发出指令对资金加以运用，但必须符合投资协议的约定，否则托管人有权拒绝对资金的任何调动；反之，如果没有领投人的专门指令，托管人则无权动用资金。此外，还可设置监察人对基金的管理运用进行监督和制约，这是保障资金安全的又一重要制度安排。

6、退出机制灵活，流动性强

契约型投资模式的一大优势就是拥有灵活便捷的组织形式，在合法合规范围内，领投人与跟投人可以在投资协议中自由做出各种约定，以满足双方的特定需求，实践中往往会将这一优势用于解决极为重要的退出机制上，即投资协议中可以设有专门条款约定跟投人的灵活退出方式，因为身处同一投资计划中的不同跟投人之间没有可以相互制约的关系，部分跟投人发生变动不会影响该投资计划存续的有效性。原跟投人完全可以通过股权众筹平台以买入价把受益权转让出去，以解除投资协议关系，抽回资金；新跟投人也可以在平台上以卖出价从原跟投人手里买入受益份额进行投资，与领投人建立投资协议关系。未来允许通过交易平台转让契约型基金份额的可能性也较大，必将进一步提高基金份额的流动性。

7、关于税收

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同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一样，在个税征收上目前暂无统一明确的税收政策，目前主要参照《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78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笔集合财产，没有法人资格，不被视为纳税主体，实务中一直比照市场上发行的资管类产品，包括各类信托产品、券商资管计划、期货资管计划、基金子公司资管计划等，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由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子公司等均不会进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是采取个人投资者自行申报的缴税方式，所以契约型私募股权基金只需在投资收益的分配环节，由受益人自行申报并缴纳所得税即可。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各类资管产品的征税盲区，据悉证监会也在联合财税部门，希望能够推动统一明确的税务政策的出台。

8、关于登记备案的若干维度

掐指一算，契约型股权众筹投资模式竟然涉及四种不同类型的登记备案制度：股权众筹平台需要在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领投人和基金需要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包括领投人和跟投人在内的投资者需要在股权众筹平台登记备案，此外，还涉及备受关注的工商登记备案。如果说投资者在股权众筹平台上的登记备案解决的是投资者内部权利义务关系，那么工商登记备案解决的则是投资者对外进行股权投资的名分问题。

目前，证监会和基金业协会的官员在公开媒体上曾提出，证监会正在努力推动契约型基金作为未上市公司股东进行工商登记的解决措施。实践中已有苏州、盐城等地的工商部门借鉴资管计划和信托计划的做法，将契约型基金的管理人登记为所投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但实际享有股东权利的是基金而非管理人。

这种做法当然可以复制到契约型股权众筹投资模式中来，但要解决两个方面的疑问：其一，是否会给领投人带来潜在的税务风险？即如果工商部门将领投人登记为项目公司的股东，契约型投资计划从项目公司获得分红利息或资本利得退出时，这部分所得是否会被认为是领投人的收入？《基金法》第五条已经明确规定了基金财产是独立于管理人自身的财产的，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归属于基金财产，而不能归属于管理人。因此，只要能够确保集合财产不混同于领投人财产，这就不是问题。其二，是否构成股权代持关系？是否适用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的相关规定，最终的股东权利由谁享有？

9、关于股权代持

事实上，上述方式并不是公司法所定义的典型的股权代持关系，因为契约型股权众筹模式的基础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信托关系，根据信托关系的定义，契约型股权众筹模式中的领投人完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跟投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对委托财产（契约型基金）进行管理或者处分。因此，领投人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契约型基金去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或者合伙企业的合伙份额，以及在出于保护跟投人利益的前提下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或合伙人权利，与基于合同法律关系的股权代持行为，在基础法律关系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目前部分工商局所采用的，由契约型基金管理人代表契约型基金作为公司股东或合伙企业合伙人的方案，并不违反信托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所确定的法律规则，值得在实践中推广，进而复制到股权众筹领域。如果工商登记的名称能够扩展为：契约型基金管理人（代契约型基金持有），在直观性上更贴近真实的法律状态，这一形式在资管计划投资私募股权领域已经被部分地区的工商局所采用，资管计划管理人代资管计划持有公司股权，其登记的股东名称即为：管理人（代资管计划持有）。

10、关于投资者人数上限

如果我说这个问题是最令私募投资从业者头痛的，估计应该不会有人反对。但这恰恰是契约型投资模式的优势所在，根据基金业协会关于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的指导意见，契约型私募基金的投资者人数上限为200人，而有限合伙的投资者人数上限仅为50人，这在募集范围上的差距已经相当大了，但与互联网金融小额分散的本质特点相比，却又微不足道了。如何合法合规地突破最终募集人数上限，可能是所有互联网金融从业者最希望得到的秘籍，不妨在此做点友情提示：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前述三项规定的具体内容为：

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因此，经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到私募基金的，可以不再穿透核查和合并计算人数。

从法律关系上看，契约型投资模式建立在由领投人、跟投人和股权众筹平台共同签订的投资协议的基础之上，根据投资协议，跟投人通过购买领投人在股权众筹平台上发行的私募基金份额等方式，将投资资金委托给股权众筹平台后，便丧失了处置权和表决权，仅作为受益人享有基金的受益权；领投人作为项目基金的投资顾问，扮演的是基金管理人的角色，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将契约型集合财产用于股权投资；股权众筹平台作为托管人，以单项契约型基金名义开立独立核算的银行及证券账户并进行托管，且与其他基金财产账户相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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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有限合伙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否可以有两个普通合伙人

答我国新的《合伙企业法》首次引入了有限合伙，但是其中关于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规定亦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使得本土的私募股权基金在募集设立中，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权益安排亦经常出现僵局，很不利于中国本土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

一、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概念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是指由至少一个普通合伙人和至少一个有限合伙人签订合伙协议设立的一种基金组织形式。其中，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 GP）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参与运营管理基金的投资行为，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 LP）由投资者担任，不参与基金的实质管理，并且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有限合伙制最大的特点就是资金和管理相分离，对于普通合伙人具有有效的激励作用。

二、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行模式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有一套适合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从整体上分析，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主体、两个协议、一种责任”。三个主体是指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投资对象。两个协议是指三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合伙协议、投资协议。而合伙协议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关键所在。在协议中规定了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在获得利润后合伙人之间如何分配、遭受损失后如何承担责任等条款（通常情况下，普通合伙人出资1%，有限合伙人出资99%），收益分配一般通用“二八定律”。一种责任是指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中仅由担任普通合伙人角色的基金管理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为其出资比例仅占资金总数的1%却负责该资金的经营运作和再投资，出于对投资者和投资基金的安全及保障投资收益方面的保护，普通合伙人被要求必须负有无限连带责任。

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第61条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人数应在2至50人之间。目前，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大多由一个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有限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人作为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主要出资人，其主要功能在于将手中多余的资金交给企业，并由普通合伙人负责经营管理，实现高额的投资回报率。有限合伙人不对外代表基金执行事务，因而仅以其出资额度为限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以其专业知识全面运营公司的资金，并且会依照合伙协议享受一部分收益。这样就实现了出资人与管理人的有效分离，保障了出资人的利益，同时使得合伙企业获得最大化利益价值。

三、有限合伙人的法定权益规定及其完善建议

有限合伙因其灵活性、税收优势、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特性，已成为私募股权基金最常用的组织形式，其中有限合伙人权利是维系该类私募基金有效运转的关键规则。我国新《合伙企业法》赋予了有限合伙人诸多权利，担任有限合伙人的投资人可享受到以下法律明文规定的基本权利：

（一）分红权。《合伙企业法》第33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办理；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合伙企业法》第69条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收益分配通常都将作为重点条款规定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并对各方形成约束力，对于具体如何设计亦有很大的实务操作空间。

（二）剩余财产分配权。在有限合伙企业清算解散时，根据《合伙企业法》第89条的规定，剩余资产的分配顺序为：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所欠税费、企业债务、合伙人之间的分配。对于在清算时有限合伙企业往往会持有一些被投资企业的股份，这些企业未上市或未被收购，往往是投资运营出现了问题，退出出现困难。对于这些股份的分配，法律未作明文规定，是以实物直接分配还是变现后现金分配，应由有限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决定，该问题会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因此类股份通常较难转让变现，有限合伙人为保证自己的收益，需与普通合伙人协商比较有利的股份分配条款，以变现后现金分配原则为主，如只能以实物分配，亦需约定合适的股份估值条件。

（三）解散合伙企业权。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无法单独行使解散企业的权利，除一些法定的解散理由外，如合伙企业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若要解散有限合伙企业，必须与其他合伙人达成一致的意见，或者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解散事由出现。如果有限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业绩不满或对普通合伙人的管理不满，或者企业发生其他变化时，现有法律并未赋予有限合伙人可以像公司股东在面临公司僵局时提起司法解散诉讼的权利，即有限合伙人在企业出现僵局时并没有通过司法解散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途径。

在现有法律下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事先签订有限合伙协议时，有限合伙人应尽可能地将其可能预见并对其有利的重大解散事由及条件明确约定在协议中，以期在有限合伙企业并未如其预想顺利发展并获得投资回报时，亦可以有充足理由通过解散有限合伙企业而保障其投资本金。

（四）退伙权。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中，有限合伙人有三种退伙类型。一是《合伙企业法》第45条规定的约定及特定事项退伙，即合伙协议约定合伙期限的，在企业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限合伙人可以退伙：（一）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二）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三）发生合伙人难以继续参加合伙的事由；（四）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二是《合伙企业法》第46条规定的自愿退伙，即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期限的，有限合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三是《合伙企业法》第78条规定的当然退伙，即有限合伙人发生以下情形，当然退伙：（一）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二）作为有限合伙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三）法律规定或者合伙协议约定有限合伙人必须具有相关资格而丧失该资格；（四）有限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同时《合伙企业法》第79条规定：作为有限合伙人的自然人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他合伙人不得因此要求其退伙。

一般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均设有固定期限，因而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尚不能进行自愿退伙。综合对前述退伙方式的分析，在我国《合伙企业法》下，有限合伙人只能通过在约定和特定事项发生时才能真正主动行使退伙权，这其中亦需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尽可能详细地约定退伙事由，如企业投资在若干年内尚未退出、企业财务出现若干数额的亏损、有限合伙人因法律限制不能继续参与风险投资等。

（五）参与管理权。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垄断性地享有了管理权，同样作为投资主体且出资占较大比重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因此，对普通合伙人管理权的制衡和监督是有限合伙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措施和赋予其管理权的根本目的。赋予有限合伙人管理权，不仅是对有限合伙人固有权利的正视，更重要的是在普通合伙人管理权垄断之外，创立一个平衡点，使得有限合伙企业内部可以自行调控，达到权利制衡。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有限合伙人的管理权，不但会影响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平衡关系，也可能危及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危害普通合伙人和债权人的利益，最终也还会危害有限合伙人自身的利益。因而在赋予有限合伙人管理权的同时，还需通过对其权利应用方向进行指导，有效防止“管理权”冲突，保障有限合伙能够顺利运行。

（六）知情权。财务问题是企业经营状况的直接反映，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及时和有效的获知，可以对自身投资保障有及时的判断，并可以做出迅速反应，同时也是对普通合伙人经营管理权的直接约束，从积极的角度避免了普通合伙人经营“道德风险”的转化。

《合伙企业法》第28条第2款规定：普通合伙人为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有权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第69条第2款第5项规定，有限合伙人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有权查阅有限合伙企业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

《合伙企业法》赋予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范围亦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上，包括获取经审计的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对涉及自身权益的情况，可以查阅有限合伙企业的财务会计账簿等财务资料。但是，我国对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过于简单，特别是查看信息的费用由谁承担和知情权的具体行使要件都没有明确规定，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有限合伙人知情权的行使能否得到充分保障。

《合伙企业法》应借我国《公司法》第33条中对股东知情权强制救济的规定，对于普通合伙人拒绝提供的情形，有限合伙人可以请求法院要求普通合伙人提供。

（七）对外代表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76条的规定，通常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亦不能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但是经过授权后，可以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交易了，。也就是说只要有限合伙人获得了有效授权，其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与他人进行的交易，其后果归于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不会因此承担无限责任和其他赔偿责任，反之无授权下的此类行为，给有限合伙企业或者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由该有限合伙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其中“未经授权”却带来很多问题，例如“权授权”？是“合伙企业”、“所有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的普通合伙人”还是“所有合伙人”？另外授权范围、授权的公示方式等问题也模糊不清，在适用中必然引起争议，进而影响到责任承担。因此，应当对授权事项条款进行修改补充，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享有经营权，因此，由普通合伙人作为授权人较为合理。至于是由全体普通合伙人还是执行事务的普通合伙人授权，由于经营权是合伙企业最重要的权利，享有经营权与无限责任直接挂钩，因此，由所有普通合伙人授权较为合适。至于表决方式，则可由合伙协议规定。

（八）财产份额转让权。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转让，《合伙企业法》第73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转让相对是比较简便的。然而，对于转让的效果，《合伙企业法》第24条中受让人“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提法，让人不禁疑惑，受让人是否就当然有权经修改合伙协议成为合伙人，合伙利益的转让和资格受让是否挂钩？此处的不明晰容易引起很多逻辑上的麻烦和实践上的障碍。

对此，我国立法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将“财产利益”与“合伙人资格”的相对分离，即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转让、继承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都应当理解为“财产利益”的转移而非“合伙人资格”的转移，同时也不造成当然的退伙。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所包含的利益可以因有限合伙人的意愿或法律的规定而转让给合伙人以外的人，利益的受让者仅拥有参与分配收益的权利而没有对合伙事务的管理权与监督权，有限合伙人并不因此丧失其有限合伙人的资格，但有限合伙人死亡或主体资格消灭的，其有限合伙人资格也随之消灭。

（九）优先购买权。《合伙企业法》允许在两种情形下有限合伙人可以享受对其他合伙人合伙权益的优先购买权：一是《合伙企业法》第23条的规定，在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但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二是，《合伙企业法》第7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优先购买权主要借鉴于公司法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规定，能够更好地顺应有限合伙企业的“人合”特征。

（十）出质权。《合伙企业法》第72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将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若对照《合伙企业法》第25条的规定，即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其行为无效，由此给善意第三人造成损失的，由行为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有限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出质，明显降低了要求，无需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除非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出质要求的降低，充分考虑到私募股权基金中“人合性”的弱化和“资合性”的强化，同时因出质可能导致的合伙权益的转让，基于“财产利益”与“合伙人资格”的相对分离的立场，很大程度上只会产生有限合伙人变更的可能，对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基础不会造成根本的影响。

（十一）自由交易权和自由竞业权

自由交易权。《合伙企业法》第70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同本有限合伙企业进行交易；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主要是由有限合伙人处于非管理人和决策人的地位决定的。

自由竞业权。《合伙企业法》第71条规定：有限合伙人可以自营或同其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与自由交易权的法理相似，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重大决策并无实质的控制权，且其占有较大比重的出资，其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有限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一般都不会损害到本有限合伙企业的利益。因而《合伙企业法》对此的放权十分合理，且有助于整个风险投资基金市场的活跃，即使对此要有所限制，亦都留给合伙企业各方自由协商约定。

（十二）诉权。诉权可分为直接诉权和间接诉权。

直接诉权。有限合伙协议为合伙人之间具有最高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当有限合伙人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责任的合伙人主张权利或者提起诉讼。直接的诉讼主要会集中在普通合伙人是否违反了其信义义务。《合伙企业法》第32条规定普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外，普通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普通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即在我国普通合伙人负有法定的信义义务，只有同本合伙企业进行的交易可以通过合伙协议的事先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而被免除信义义务。但在实践中，目前尚无此类的诉讼发生，举证的要求、诉由、损害赔偿的标准、诉请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支持在司法中尚不清晰，是更多的依照合同的理念还是参照公司股东诉讼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派生诉权。根据《合伙企业法》第67条第2款第7项的规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有限合伙人有权督促其行使权利或者为了本企业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但我国有限合伙人的派生诉讼制度过于简单，无具体的执行细则。因此，对可以提起派生诉讼的有限合伙人资格、“内部权利用尽”的前提、证明要求、诉讼费用和最后胜诉费用的承担和分配等各个要件做更明确的规定。

四、有效保护有限合伙人权益的建议

（一）完善合伙企业立法，保护和满足私募股权投资的需求

《合伙企业法》虽然首次承认了有限合伙，但在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行使和保护方面仍缺少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亦无明确的指引，因此建议立法部门进行充分调研，制定和颁布具体的合伙企业法的实施细则。

首先，应对我国已设立的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进行调研，根据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地加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制度研究，包括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具体行使要件、救济机制、与普通合伙人义务的对应、有限合伙人委员会的设置等。其次，在制度研究可行的基础上，《合伙企业法》在其具体实施细则中相应增加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具体行使规范，赋予有限合伙人有权司法解散企业、有权对违约和违法分配的利益要求索回，适当拓宽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利范围，允许有限合伙人组建和参与专门委员会、对超过一定比例的已分配利益有权要求返还等，在有限合伙人享受各项权利的同时亦要辅以一定的权利约束机制。

在具备更明确的有限合伙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下，普通合伙人在向投资人募集资金时，投资人作为有限合伙人承诺了基金的大部分投资，并将企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交给了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在有限责任的保护下，可以通过行使相关的权利而保证自身的收益，适当地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在遵守保密义务的前提下获得企业的财务信息，并及时了解到企业的其他经营情况，同时就涉及自身重大权益的事项有权向普通合伙人提议或起诉，从宏观上约束了普通合伙人的过度冒险行为，并保证企业不偏离正常的经营轨道。有限合伙人权利安排是否妥当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普通合伙人进行私募股权基金募资的成功与否，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适当，不仅能维系基金自身的正常有效投资和收益，使投资方获得丰厚回报，亦有助于普通合伙人下一轮的基金募集和设立，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投资循环。

（二）在现有合伙企业法框架下，保护有限合伙人权利架构

在现有合伙企业法无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只要不影响企业整体利益和外部债权人利益，合伙企业法应充分尊重企业的自治权，允许合伙人在有限合伙协议中自行约定其治理机制和合伙人之间权利义务安排，充分重视有限合伙协议作为自治法在调整企业内部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有限合伙人主张的权利应最大范围地体现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并对普通合伙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

对于现有合伙企业法尚未允许约定的有限合伙人权利，法律应遵循契约自由之原则，允许有限合伙投资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只要在不损害第三者利益的情况下，法律应充分认可有限合伙协议的法律效力，并在司法实践中认可该等协议之执行效力，承认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就执行有限合伙协议约定的违约金责任和其他权利制约。

通过在有限合伙协议中充分约定有限合伙人权利，如知情权、退伙权、自由交易权等，这些有限合伙人权利条款的相互配合，组成投资人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一套核心武器，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而且可以较好的保障投资人在非控制企业管理下作为“消极投资人”的利益。同时，有限合伙人还可以通过这些协议条款的绑定，对普通合伙人的管理行为和冒险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和制约，保证企业在预设的轨道上发展而基本不偏离投资人最初做出投资的判断。在法律文件和权利要求上获得更多的权利，正是为了在实际中尽可能少的干涉企业的管理和投资决策和束缚普通合伙人的手脚。

（三）建立有限合伙人协会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风险投资业是一个高风险性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基金管理人不仅要有理论知识，更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和风险承受能力。而风险投资业由于其特性和要求，信息的透明度较差，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由于知识、信息、经验、精力等的缺乏，将基金的管理和投资都交由普通合伙人，很难对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基金管理人们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完善内部有限合伙协议的同时，也有必要需要建立一些特定的程序和外部机构来从宏观及整体上规范和监管基金管理人和风险投资活动。

另外，各级政府还应组建风险投资行业协会，作为本地区风险投资行业的自律组织，通过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的管理来规范行业，间接维护有限合伙人整个群体的权利。该类协会应由一些资深的投资专家、财务专家、法律专家、企业家等组成，主要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进行资格管理以及从业道德管理，并为投资者提供相关咨询。风险投资的行业协会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定期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进行考核和评估，并发放资格等级证书。风险投资能力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能力，可以对理论水平、实际运作能力、获利能力及信用水平、管理能力等多个方面来考评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的定期考核和评估，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亦是一次重要的考验，对投资者的投资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风险投资行业协会自身也要受到政府的一定的监督，以保证行业协会的考核与评估结果的公开、公正、公平，否则，如果行业协会自身失去了信用的话，其对基金管理人的考核与评估也就失去了意义。

（四）完善有限合伙人权利的司法救济

目前《合伙企业法》所赋予了有限合伙人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普通合伙人、合伙企业或损害企业权利的任何第三人可以提起诉讼的权利，但这些诉讼提起的前提、诉请、诉讼主体的适格、举证责任、诉讼费用的补偿和承担等诸多问题都尚存在疑问，亦导致有限合伙人实际提起诉讼时面临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为保证有限合伙人在行使各项权利时享受有效的司法救济，建议我国法院应本着充分尊重表达各方意思自治的有限合伙协议的精神，总结实践经验，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类诉讼的提起做出较为具体和可操作的规定。

（五）扩大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有限合伙人团体

有限合伙人团体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有限合伙人权利的行使，机构投资者应逐渐成为该团体的主力军，增强话语权和抗风险能力，在壮大有限合伙人团体的同时提高整个团体的权利保护程度。

投资者进入存在诸多障碍是中国目前私募股权市场不能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应当说，我国还存在着大量风险投资的潜在投资者，比如我国现在的投资基金、信托基金、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基金模式，如果采用有限合伙的形式，适当的将一定的基金引入风险投资领域，会极大地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即使是对于有政府参与的风险投资，也可以参照这一模式解决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在中国目前的私募股权市场，尽管诸如社保基金、保险基金、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角度考虑希望介入这个市场，但均受到所属领域监管政策的限制，还不能大量参与市场化风险投资基金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国各类基金会担任有限合伙人为私募股权基金提供资金还任重道远。未来随着监管问题的解决，机构投资者将成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最大资金来源。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个监管机构应适当调整监管思路，研究和制定允许机构投资者进行私募股权投资的相关规定。

五、结语

有限合伙制现已成为国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的主流组织形式，这是与其有利的税负待遇、良好的激励机制、声誉约束的有效性因素分不开的。伴随着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热潮，并非所有的投资人都能了解有限合伙制的一些基本规则特别是有限合伙人的权利规则，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的越位与冲突在实践中还不能很好地协调，导致实践中私募股权基金的运转陷入僵局，投资人投资风险加大。我国有必要继续加强对有限合伙人权利制度的立法研究，扩大商事主体的自治空间，完善本土私募股权基金投资的配套法律规范，促进私募股权行业、创新型国家和金融中心的发展。

了解了上面的内容，相信你已经知道在面对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立法原则时，你应该怎么做了。如果你还需要更深入的认识，可以看看天成财经的其他内容。